第四章 膠水桶

1922年，蘭登·華爾納發表了以下聲明：“英國人、法國人、德國人、俄國人，已大規模拓展了人類的歷史知識，還順手牽羊從中國新疆帶回了不朽的歷史傑作，以此豐富自己的博物館。在那方面，美國人沒有任何貢獻，幾乎已成為令人備感恥辱的一件事兒。”他的聲明宣告了美國新一輪瘋狂收藏中國活動的再次啟動。當時，華爾納是賓夕法尼亞州藝術博物館（今天的費城博物館）館長，之後轉任哈佛大學福格藝術博物館東方藝術研究員。他以充滿樂觀的語調為自己的聲明收尾：“即便在一處沒有任何收獲的遺址開展工作，也不會浪費多少時間。中國那片區域如此廣闊，我們尋求的信息如此多種多樣，我們幾乎不可能一敗塗地。我們應在地上、地下全面開展工作。”

蘭登·華爾納人高馬大，藍眼睛，紅頭發，是一位討人喜歡，如同斯皮爾伯格影片中充滿冒險精神的主人公那樣的學者。20世紀20年代，為了給福格藝術博物館征集藏品，他曾兩次率隊前往中國。他腳蹬標志性的靴子，頭戴斯泰森氈帽，蓄著時髦胡須，一副盛氣淩人的做派。據說，他是電影《奪寶奇兵》的人物原型之一。然而，從血統和教養上講，華爾納可不是放牛娃出身，他來自以血統為傲的波士頓婆羅門家族。他母親的家族源於約翰·達德利爵士，他曾擔任馬薩諸塞灣殖民地的皇家總督。父親的家族源於羅傑·謝爾曼，他是唯一簽署過《美國獨立宣言》《美國聯邦條例》《美國憲法》《美國權利法案》等美國法規的開國者。華爾納的叔父是喬治·霍爾議員（馬薩諸塞州共和黨）。年輕的華爾納進入哈佛大學（1903級）後，玩賽艇，擔任文學雜志《哈佛大學鼓動報》編輯，加入了“速成布丁俱樂部”和“印章與編年史學會”，還獲得過“班級詩人”的稱號。畢業後，他在紐約牡蠣灣羅斯福家的院子迎娶了洛倫·德雷米科斯·羅斯福，她是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堂兄的女兒。

華爾納的藝術學徒身份，起始於波士頓美術館。他的指導老師是岡倉天心，一位總穿一身和服的日本佛教徒。今天，人們之所以記得岡倉天心，主要原因是他撰寫過一本《茶書》（1906）。華爾納尊稱岡倉天心為“先生”。正是華爾納在波士頓美術館工作期間，該館征集了北美洲最好的亞洲藝術藏品。那批藏品使華爾納兩個最強烈的興趣脫穎而出——日本藝術和佛教藝術。1906年，華爾納首次去日本研修。然而實際上他從1904年起，已經開始了打基礎的學徒工作。那時，他參加了探險家、地質學家拉斐爾·龐佩利前往中國新疆的探險活動。在那個團隊裏，有氣候學家埃爾斯沃斯·亨廷頓和德國考古學家休伯特·施密特（他曾在小亞細亞古城特洛伊接受過訓練）。探險隊的領隊是龐佩利，他是一位地形學家和鑒定家，多才多藝。

蘭登·華爾納

1913年，華爾納離開波士頓美術館後，經歐洲前往亞洲旅行，考察在北京設立考古學家培訓學校的可能性。該校將對當地人和外國人開放，與羅馬和雅典的美國學院、印度支那半島的法國遠東學院極其相似。建校的想法和華爾納的那次旅行，都源於底特律百萬富翁查爾斯·朗·弗利爾的靈光一現。然而，隨著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弗利爾的開明計劃很快胎死腹中。1917年4月，美國參加一戰的前夜，華爾納已被授任賓夕法尼亞州藝術博物館館長。他獲準離開博物館，前往西伯利亞服役，後在美國駐中國哈爾濱領館擔任副領事。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後，他在哈爾濱擔任了美國國務院與反布爾什維克-捷克斯洛伐克軍團的聯絡官。後來，他又通過西伯利亞鐵路拼命逃出了俄國（華爾納曾4次穿越西伯利亞，他喜歡嘮叨這樣一個故事：他曾在行李車廂中，見證了白俄上將亞歷山大·高爾察克宣布自己成為東西伯利亞的統治者）。華爾納之所以能夠應對那一切，要歸功於20世紀20年代，當時他曾前往中國尋找佛教藝術珍寶，與中國動蕩時期的軍閥和土匪多有交道，使他增添了自信，浴火重生。

但是，“考古不是一門科學，而是相互復仇”。那句常被人引用的警言警句來自莫蒂默·惠勒爵士的親身經歷啟發。他曾擔任印度考古局局長，也是印度河谷青銅時代古城的發掘者。19世紀90年代末至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中國和中亞的大部分地區，成了相互競爭的國家開展藝術探險的決鬥場。歐洲和日本的探險隊攜帶最先進的探測和照相器材，開始在中國西部細細梳理，尤其是沿著廣為人知的古商貿線路——絲綢之路向前推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