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血色蹊徑

研究中美文化關系，總會遇到一個問題：在增強遠東潛在吸引力方面，哈佛大學為何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有些原因不言而喻：它是美國歷史最悠久的大學（成立於1636年），新英格蘭地區進入航海時代，成為太平洋東部的商業推動力時，哈佛大學已進入成年。用塞繆爾·艾略特·莫裏森（1912級）的話說，1783年至1860年，是“一個充滿魔力的時代。那時，美國首次成為世界強國。塞勒姆市的男孩子們，對廣州的了解程度，遠遠超過了紐約”。馬薩諸塞州的那座海港城市，不僅吸引來了大學生，也帶來了商業財富，使哈佛大學在追求卓越競賽中得以領先一步。哈佛大學認為，該校職責是教育培養文化監管人。如馬克·吐溫所評論“波士頓人問：他懂得多少？紐約人問：他值多少？費城人問：他父母是誰？”

然而，中國、日本對哈佛大學和波士頓產生吸引力，還有一些不太明顯的其他原因。在美國內戰後精神混亂期，以及後達爾文時期的幾十年，新英格蘭地區的先知先覺者，從愛默生算起，已為尋找超凡真理把目光投向了東方。中國對佛教的興趣在減弱。與此同時，佛教對波士頓統治集團卻產生了磁鐵般的吸引力。亨利·亞當斯的妻子克洛沃自殺身亡，使他異常震驚。1886年，他與畫家約翰·拉法格結伴，開始了焦躁不安的環球旅行。最初，他們把日本作為目的地，以追尋極樂世界（在奧馬哈停留時，拉法格把他們的旅程告訴了一位難纏的年輕記者，年輕人回答說：“現在可是過季節啦！”）。實際上，我們將看到，美國有一大批人在試圖利用東方智慧，應對美國鍍金時代的粗俗不堪。亞當斯（哈佛大學1858級）和拉法格，只是其中的一員。

哈佛大學與遠東聯系的第三個原因，似乎隱含在波士頓利己主義為中心的方言之中。19世紀50年代以來，波士頓城，以及以血統為傲的哈佛大學精英與兩個新詞聯系了起來。波士頓人認為，自己的城市是世界中心，接受其世襲的“婆羅門階層”領導，那是最近似美國貴族的階層。“中心”和“婆羅門”，是老奧利弗·溫德爾·霍姆斯（哈佛大學1829級）創造的新詞，而不是他從事法律工作的兒子。在早餐桌上，老奧利弗屬於機智詼諧的“桌霸”，寫過詩歌《鐵老漢》。他認為波士頓“是美洲大陸的思想中心，因此也是世界的思想中心”。印度教的種姓制度觀念源於神旨，他謹慎地為其增加了新的推論：神希望，婆羅門不僅支持、維護自己信仰的神廟，對文化機構也應如此。而且，當哈佛大學莘莘學子轉而研究中國時，他們所做的筆記，都是清朝官吏賦予高附加值的中國藝術和文學精華。

波士頓圖書館建於1807年，也是一家私立博物館。1827年又增建了一個藝術展廳，專門舉辦年度美國和歐洲系列繪畫、雕塑展。該館創辦者提醒捐助夥伴說，“把我們召集起來，目的不是為美國提供大量捐款”，那些存款可用於“我們承擔那些機構的費用，它們將（為波士頓）帶來廣泛長久的利益”。1870年至1900年期間，哈佛大學和波士頓圖書館，得到了波士頓“婆羅門”的大量贊助。之後是成立於1870年的波士頓美術館，1881年的波士頓交響樂團，還有數量眾多的俱樂部、學校、醫院，以及波士頓人的最終安息地：景觀完美無缺的奧本山陵園（建於1831年。對波士頓婆羅門的一個經典定義是：在波士頓圖書館有股份，在麥克萊因精神病醫院有親戚，在奧本山陵園有墓地）。19世紀期間，波士頓還成為一個傑出搖籃：誕生了優秀雜志《大西洋月刊》與《北美評論》，利特爾·布朗·霍頓·米夫林出版社，以及地道波士頓人的宗教——非正統卻開明，與哈佛大學神學院有關的基督教一位論派。據說，基督教一位論派宣稱，“神為父，人為兄，波士頓為鄰”（如該教門徒海倫·豪所寫）。

渴望東方成為當時的一個現象，在新英格蘭地區顯得尤為突出。文學史學家範·懷克·布魯克斯（哈佛大學1908級）寫道：“許多波士頓人和哈佛大學人前往日本和中國，他們所抱的態度屬於前所未有，充滿寓意。在波士頓人當中，東方藝術是一種時尚，他們要使自己的城市充滿自己的偉大收藏”。在那方面打頭陣的朝聖者，是歐恩斯特·費諾羅薩。他在那個時代，成了美國“同一世界”最有口才的先知先覺。“同一世界”的觀念，來源於“東西方將合二為一”的想法。19世紀80年代，費諾羅薩寫道，他堅持認為，西方文明的活力，源於獲得知識的方法；而東方的力量，則存在於其對目標的了如指掌。“沒有目標的方法是盲目”，同時“沒有方法的目標是殘疾”。在美國鍍金時代，那是一種異常新奇的說法。此時，費諾羅薩已成為一名佛教和尚。人們可以想象，聽到他在日本寫作的俳句時，哈佛大學的師生會是怎樣的一臉詫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