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通往中國之路蜿蜒盤旋

與博物館任何有價值的藏品一樣，一本書的出爐，也該有個來龍去脈。本書的寫作源於20世紀90年代我們在哈佛大學档案中的偶然發現。當時，我們正為撰寫《陰影下的競賽》（Tournament of Shadows）一書開展研究。那是我們的前一部作品，描述了俄國、英國和美國如何爭奪中亞統治權。那本書的主角是歐雷勒·斯坦因。他出生於匈牙利，是古代絲綢之路遺址的探險家。20世紀30年代，斯坦因在哈佛大學福格藝術博物館的贊助下，實施了第四次也是最後一次命運多舛的探險活動。當我們仔細翻查那些档案時，謝林發現了一個文件夾，裏面裝滿了信件，字裏行間充滿了苦不堪言的描述。寫信者是一位年輕人，名叫勞倫斯·史克曼，收信人是他的導師、福格藝術博物館的蘭登·華爾納。謝林讓我留意師徒之間的往來信件，特別是其中講到的中國北方的龍門石窟，還有那裏用巨大石灰巖雕琢而成的不朽塑像。一千年以前，龍門石窟曾是佛教朝聖者的神聖目的地（現在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定的世界文化遺產）。

當時，堪薩斯城的納爾遜–阿特金斯藝術博物館（簡稱納爾遜藝術博物館）剛剛開館（1933年），得到了大筆資金（1100萬美元）捐助。為了給該館征集亞洲藝術品，史克曼踏上了漫漫旅途。但是，史克曼一路上麻煩不斷，四處求援。龍門有上千個無人看守的石窟，宛如迷宮，盜賊遍地。當地農民根據買主的訂單偷盜。龍門石窟的藝術珍品現身於北平（今北京）窮街陋巷裏的古董店。史克曼該如何行動？具體來說，他是否應該收集《文昭皇後禮佛圖》的浮雕碎片？十幾年前，蘭登·華爾納本人曾去過規模巨大的龍門佛教石窟，也面臨過同樣的難題。華爾納魅力十足，喜歡天馬行空。這一次，他對史克曼提出了深思熟慮的建議。他直言要求史克曼刻不容緩，先把浮雕拿下再說，費用由福格藝術博物館和納爾遜藝術博物館分擔（最終，《文昭皇後禮佛圖》落戶於納爾遜藝術博物館）。

史克曼此舉屬於掠奪還是事實上反倒保護了文物？這是一個爭議不斷的問題。在中國陷入混亂期間，那裏的古代遺址很容易成為盜賊、肆意破壞公共財產者以及收藏家競爭者下手的目標。事實的確如此，史克曼的主要競爭對手是普艾倫（也是哈佛學子），他在試圖弄走龍門同一洞窟中與《文昭皇後禮佛圖》相鄰的一塊浮雕，即《北魏孝文帝禮佛圖》（目前是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的明星展品），它刻畫了一位皇帝和侍從拜佛的場景。所以，對於文物保護和收藏，什麽是正確？什麽是錯誤？當我們參觀絲綢之路上的佛教遺址敦煌時，這個問題再次浮現在我們的眼前。為給福格藝術博物館征集文物，蘭登·華爾納曾嘗試用簡陋膠水揭取敦煌壁畫。我們的地陪導遊用手指著壁畫墻上的洞孔，義正詞嚴地痛斥犯下那些惡行的“外國鬼子”。

對我們來說，這並非完全陌生的領域。謝林擁有藝術史學位，做過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黃金時段文化主題紀實節目的制作人，最近還擔任了《考古》雜志的特約編輯。我本人曾擔任《華盛頓郵報》駐外記者，其間曾獲準休假撰寫《考古的娛樂》一書，之後我成為一名自由職業者，撰寫了由《紐約客》雜志連載的《被掠奪的歷史》，以及《藝術博物館——權力、金錢和道德》（一份為20世紀基金會撰寫的報告）等作品。在為《紐約時報》撰寫社論時，我曾定期回歸東半球。

我曾與謝林合作，寫過3本有關國際政治的書籍。在2011年，我倆同時應邀成為牛津大學聖安東尼學院2012年秋季學期的高級研究員。對我們這種有此興趣的人來說，那是份無法拒絕的邀請（與我們同時受邀的還有得克薩斯州立大學的教授威廉·羅傑·路易斯）。

然而，前往牛津大學做研究員還有一個附加條件：我們得搞一個研究項目。我們想到了哈佛大學的那些档案，想到了我們對中國考古遺址的實地參觀考察。我們決定做這樣一個課題：西方收藏家們如何、為何被中國藝術弄得神魂顛倒，並使美國的博物館永久受益？我們的研究項目獲得了牛津大學的批準。抵達聖安東尼學院後，我們便著手演練，對研究項目進行試水：與學者會面，旁聽講座，參加研討會，一頭鉆進恰如其名的“賽克勒美術圖書館”的寬敞書架中。

瑪格麗特·麥克米蘭是聖安東尼學院的院長，出生於加拿大。與我們進午餐時她問我們，是否了解加拿大多倫多市安大略皇家博物館的亞洲藏品。我們對其一無所知。但是後來我們進行了調查研究，並使其在本書中單獨構成一章。到了學期結束時，我們確信，我們所選的研究項目層次豐富，埋藏著許多意外驚喜。其中包括難以自拔的收藏家、激情洋溢的博物館研究員以及精明睿智的古董商等。雖然他們中的許多人早已被人遺忘，但人物形象絕對妙趣橫生。同樣重要的是，美國的亞洲藝術收藏在增長，中國的藝術市場和博物館文化在繁榮興旺，我們卻找不到任何與其有關、為非專業讀者撰寫的書籍。於是我們又進行了兩年研究，最終完成了讀者手中拿到的這本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