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語

提到中文姓名的拼寫，我們想起了加拿大的四新生樂隊（The Four Lads）。1953年，他們的搖擺樂歌曲《伊斯坦布爾（不是君士坦丁堡）》曾高居音樂排行榜之首。那首歌的副歌是：“伊斯坦布爾曾是君士坦丁堡/如今它是伊斯坦布爾，不是君士坦丁堡/君士坦丁堡早已無蹤影/君士坦丁堡為何被折騰？除了土耳其，那與別人沒關系。”但是，說到中國的名稱變更，我的天！那就變成了與我們每個人相關的事情。因為，自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中國人名、地名的變化已經到了一發不可收拾的地步。

絕大多數人知道北京（Beijing）曾被稱作北平（Peking，短暫過渡期還被稱為Peiping）。但是，有多少人知道著名的貿易港口Canton就是今天的廣州？又有多少人知道，以前中國官話的發音，香港就是Hong Kong？人們是否又知道，Chiang Kai-shek就是蔣介石？當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采用羅馬拼音取代韋氏拼音體系時，那些變更的名稱，變成了官方用法。在英國維多利亞時代，托馬斯·弗朗西斯·韋德爵士和赫伯特·阿倫·賈爾斯合作發明了韋氏拼音法。韋德爵士是一位通曉多種語言的外交官，賈爾斯是劍橋大學的語言學家。使中文名稱問題雪上加霜的是，中國台灣至今仍在使用韋氏拼音法，整個20世紀90年代，美國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也是如此。20世紀初，中國郵政局出版了自己的郵政地理目錄，被基督教新教的傳教出版物廣泛采用。此外，在中國大陸，隨著時間的推移，同一城市也擁有許多不同的名稱。據說，目前中國國家數據庫中收錄了2500萬個地名。一些地名屬於描述性的或紀念性的，另外一些則屬於政治意識形態性的，或是無節制的濫用（北京就有22個名稱）。

在本書中，我們采用了實用主義的折中方案，兩者兼顧：引用他人言語時，我們尊重原文拼寫；在我們自己敘述時，我們先列舉拼音使用前後的地名、人名拼寫，再列舉目前所用名稱。盡管如此，由於本書各章節屬於專題，時間前後跨越兩個世紀，名稱出現前後矛盾的情況在所難免。為了幫助讀者辨認中文名稱的不同用法，我們附加了一個按字母順序排列的重要地名目錄，標明了它們的前後用法。

關於人名，我們也同樣保持了類似的靈活性。中國人的姓名用法是姓在前，名在後。由於只有一百多個規範常用姓，中國人的姓名看似簡單，但是正如大英圖書館中國部的名譽退休主任弗朗西斯·伍德在其重要著作《與中國為伴》（1988年出版）中所指出的，在中國的傳統中也會有多個名字：“有‘乳名’，有‘學名’或‘訓名’，至少還有個‘室號’；男孩子有時還會使用女孩名，以防被惡鬼辨認出自己的男兒身。”

在此重申，我們對本書引用的資料予以尊重，盡最大努力將名稱的正確用法與人們耳熟能詳的用法協調一致。但是，涉及美國國內的中國移民時，可能會出現意外情況。比如，普林斯頓大學學者、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東方藝術部前咨詢委員會會長方聞（Wen Fong），就延續了他本人的用名方式。另外，在中國出生的北美學者，可能會選用美國人更容易接受的名字。因此皮博迪·埃塞克斯博物館的研究員王伊悠（Yiyou Wang）就變成了王黛西（Daisy Wang）。在需要之處，我們盡量在索引裏照顧到此類變化。最後，我們在本書中附帶了部分大事的年表。由於本書各章節敘述自成一體，互不關聯，作為閱讀指南的大事年表就顯得特別有用。因此，在本書中，有關占據20世紀漢學主導地位的哈佛大學的章節，便和摩根、查爾斯·弗利爾、小約翰·洛克菲勒等與哈佛大學扯不上任何淵源關系的大收藏家的崛起並行展開。此舉也延續了一個令人饒有興趣的古代文明爭辯：兩點之間的捷徑，常常是一條蜿蜒盤旋的曲線。

最後要說的是插圖注解。由於出版費用限制，我們不得不減少書中所描述藝術品照片的數量。此外，讀者可通過有關博物館的網站，獲得書中絕大多數藝術品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