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序

有關本書翻譯，有必要在此做幾點說明，談些翻譯過程中的感想。

第一，是書名翻譯。網上已對本書有過不少介紹，將其譯成《中國收藏者——美國人對亞洲藝術的世紀尋寶》（China Collectors:America’s Century-Long Hunt for Asian Art Treasures）。應該說，那個書名譯得準確，既簡要概括了本書核心內容，又突出了引人眼球的“尋寶”，有助於激發人們的閱讀興趣。

照搬已流傳開來的書名有許多好處，且不勞而獲。然而，譯者通常希望有自己的譯法，只要它忠實原文，不走偏跑題。因此，經與中信出版社商量，最終決定將書名定為《誰在收藏中國——美國獵獲亞洲藝術珍寶百年記》。

此舉似乎有些膜拜標題黨，故弄玄虛。但縱觀全書各章節，都向讀者講述了誰、如何獵獲（掠奪、征購、征集、收藏、出售）亞洲特別是中國藝術品的歷史事件和故事，突出了“記人、記事、記物”。以“記”作為本書中文書名，也與原著以史料為基礎的嚴肅內容協調一致，相得益彰。

第二，有關本書內容的翻譯。原著所附“索引”對中文讀者用處不大，因此予以舍棄。除此之外，原著其他所有內容原封不動。起初，曾考慮對“資料來源”部分逐字逐句翻譯；考慮到保留資料來源原文，更易於讀者、專業研究人員查閱注解出處，遂采取了在各章節中以黑體顯示注解句子，不再從頭至尾翻譯“資料來源”原文的做法。

第三，對本書內容的總體看法。為撰寫本書，原著作者查閱了大量中文讀者不曾、未能接觸過的相關史料。那些保留在西方國家博物館、大學、档案館等機構的歷史資料，對中文讀者更多了解圓明園、昭陵、龍門石窟等處的“國寶”文物流失的歷史過程極為重要。對研究者而言，將那些史料與國內留存的相關資料進行比較研究，也是一件很吸引人、很有現實意義的工作。

本書涉及的人和事（過去的和正在發生的），應比本書表述的更錯綜復雜，只算是中國文物流失歷史過程中的點滴案例。原著作者在試圖通過列舉不同史料顯示客觀公正的同時，對相關事件和人物表達了自己研究得出的觀點和認識。

同時，或許因所收集資料限制，原著作者對當代中國文物藝術品拍賣市場、出境文物展覽管理、流失文物返還等相關文化政策，仍有一些與實際情況不符的誤解；對中國新疆文物赴美展覽出現問題的分析推測，甚至屬於某種（西方對中國慣有的）過度聯想。對此，相信中文讀者會有自己的客觀判斷和主見。

第四，翻譯本書的感想。目前，有關盜墓、收藏的書籍很有市場，形成了一種獨特的閱讀文化現象。與其相比，雖然本書穿插情節引人入勝的故事，但它不是小說，屬於更倚重史料的“歷史傳記”著作。原著作者有感而發研究撰寫本書時，有其針對性很強的現實目的：即在穿越時空講述中國文物流失歷史遭遇的同時，對當代中國文物藝術品市場等領域發生的熱點事件發表評論，通過提出中國如何應對歷史上被掠奪文物等問題，研究探討中國文化政策乃至整個國家未來發展的走向。

之前，譯者曾翻譯出版過《商人與收藏——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創建記》和《讓木乃伊跳舞——大都會博物館變革記》，其中涉及了一些與本書內容交集的人和事，對本書翻譯大有裨益。翻譯那兩本書時，譯者始終抱著一種事不關己看熱鬧、享受咬文嚼字的愉悅心態。譯至有趣之處，自娛自樂，感嘆美國人能如此創建、變革運營博物館，贊嘆在美國國家發展過程中，博物館竟發揮著如此重要的社會作用。

本書翻譯，卻自始至終讓人備感郁悶壓抑，難以輕松樂呵。其中原因，並非厘清書中人和事不易，或字斟句酌、找準弦外之音讓人糾結。心情沉重的原因之一，是譯者對書中涉及的一些人或事有所了解，在不同博物館接觸過那些中國流失文物；在翻譯本書過程中，對那些文物的流失經歷有了更多了解和認識，增添了歷史厚重感。因此，直至撰寫這篇序言，譯者也未產生翻譯工作已“大功告成”的喜悅，對書中描述的一些場景仍有切膚之痛。

翻譯期間，也出現過短暫的令人感動時刻。“文革”時，洛陽市黨委書記命令洛陽農機學院師生晝夜保護龍門石窟，避免其舊傷再添新傷痕。那一段文字，讓譯者激動不已。當然，無論有人舍生忘死拯救美人，還是挽救當初被認為屬於“封資修”的文物，在危難時刻挺身而出的英雄壯舉，總會讓人感動，產生無限敬意。

如今，那些早年流失的中國文物，在西方相關博物館成為各國觀眾的所愛，盡管很少人知道它們顛簸流離的悲慘經歷。在圓明園、龍門石窟、昭陵、敦煌……那些文物被掠奪留下的痕跡仍清晰可見。本書提出的文物返還問題，有助於中文讀者從法律、道德和歷史視角，對掠奪者和自身進行更深入思考、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