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長期和平的影響（第2/6頁）

……為呼吸一絲空氣，他們緊貼柵欄；為喝到一口淡水，他們大打出手。每個人都口幹舌燥，饑腸轆轆，仿佛剛剛經歷瘟疫一般。前日上船的奴隸尚在殘喘，更早到來的奴隸早已餓得瘦骨嶙峋……4

在查禁奴隸貿易的行動中，最為成功的當屬拉姆齊（Ramsay）上尉的“黑色玩笑”號（BlackJoke）以及亨特利上尉（LieutenantHuntley）的“羅莎蒙德美人”號（FairRosamund）。在1830年到1832年間，他們共俘獲了9艘販奴船，而分艦隊中的其他船只一共才俘獲了2艘。有些軍官頗為享受追逐的快感以及釋放的權威：“他們腳戴鐐銬，兩人一組綁在一起。到達目的地被解除鐐銬後，他們無不心滿意足、感激涕零。”5但是更多的軍官對枯燥的海岸生活和貧乏的戰利品心生厭煩，反倒是海軍中的底層水手和低級軍官樂在其中，盡管死亡率很高——當年西印度群島死亡率1.8%就已經讓人心驚膽戰，英倫海域的死亡率還不到1%，相較於此，西非海岸執行任務的海員死亡率達到5.4%，確實高得驚人。作為高風險的補償，每釋放一名奴隸，海軍就會得到相應的獎金，在沒有獲得賞金的日子裏，這樣的獎金是很受歡迎的。英國海軍總共攔截了千余艘販奴船，釋放奴隸近15萬人。後來，英國政府與巴西、古巴政府簽訂條約，共同打擊奴隸貿易。從1861年進行到1865年的美國內戰也中斷了對奴隸的市場需求，英國海軍查禁奴隸貿易的任務才告一段落。

帆船戰鬥的時代並沒有完全結束。在阿爾及爾戰役結束11年後，英國海軍又投入地中海地區的戰爭中。由於希臘反抗土耳其的統治，法、俄、英三國聯合艦隊派出22艘戰艦的分艦隊，在希臘的納瓦裏諾海灣（NavarinoBay）與規模大得多的土耳其艦隊交戰。78門火炮船“熱那亞”號（Genoa）上的水手查爾斯·麥克弗森（CharlesMcPherson）親眼看到了這一行動：

船只鳴笛收帆，準備靠岸。我奉命來到船頭桁端處……由此可以鳥瞰整個港口……海灣內以及我們周圍，土耳其—埃及的艦隊排成3列……這時我們才看清了我們這艘船所處的境況——在3支分艦隊中，就屬我們的境況最為兇險。敵軍兩列戰艦與我們並行，所有炮口直沖我船：右舷不遠處有1艘雙甲板帆船，左舷船頭處還有3艘雙排架的護衛艦，就這4艘船的火力就足夠我們消受的了。然而我們的船尾處還橫著1艘大護衛艦，已經攻擊、阻截我們好一會兒了。後來，我們憑借法軍的火炮才得以脫險。6

不久之後，聯軍長久以來的訓練和積累的經驗開始發揮出巨大的優勢，78艘土耳其戰艦中，只有8艘得以逃脫，大部分被毀或被俘，這場海戰一舉掃清了阻止希臘獨立的障礙。這也是英軍在大帆船時代最後的輝煌，隨著科技的發展，戰艦也將掀開新的篇章。

1815年之前，長期的戰鬥經驗加上維多利亞早期的進步觀念，催生出船舶設計的新理念。受到特拉法爾加海戰的影響，羅伯特·塞賓斯（RobertSeppings）重新設計了船首，以便裝載更大噸位的火炮。1811年，74門火炮“巨型”號（Tremendous）下水試行，其特殊的內部對角線結構能夠有效支撐起更為龐大的船體，防止船舶中部拱起、頭尾下垂。這樣一來，到1815年，海軍中最大的三層甲板帆船是1806年制造的“納爾遜”號船級，排水量2601噸；到了1848年，這一紀錄被新的船級超越，“威爾士親王”號的排水量達到了3185噸。然而，塞賓斯重新設計的戰船船尾並不受歡迎。數個世紀以來，船尾往往是船體結構中比較脆弱的部分，它們大多由玻璃和精致、易碎的走廊組成。塞賓斯創造的新的“圓形船尾”確實在堅固性上完勝，但是在美觀和舒適性上不如以往，而在和平年代，軍官們似乎更看重美觀和舒適性。在1832年那場影響巨大的改革中，佩皮斯曾經供職的海軍委員會被撤，塞賓斯隨之退任，新上任的威廉·西蒙德（WilliamSymonds）的戰船設計理念源自遊艇，追求的是速度。但是，設計部裏那些不斷專業化的船舶設計師開始排擠原來的造船工匠，對西蒙德的設計也多有苛責。西蒙德設計的船型通風口過低，射擊平台狹窄，海軍軍官們也開始意識到這一船型的不足。更大的革新正在醞釀之中。

身為海軍部的第一海務大臣（1812年至1830年在任），梅爾維爾勛爵（LordMelville）常常面臨錯誤的指控，“那些官大人們以最大限度限制汽船的使用為己任，仿佛汽船給帝國帶來的是毀滅性的打擊”7。然而實際情況是梅爾維爾已經極力推動蒸汽動力的普及，1823年，他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