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危機和兵變（第3/4頁）

前者待人一如暴君，打起人來毫不手軟……拳打腳踢、暴曬、塗焦油、用布袋罩住腦袋，在全船人面前極盡侮辱之事……14

其他船上的船員也多有怨言：“我們寧可坐牢或立即被殺！”也有人寫道：“我們的處境堪比罪犯，根本不像英國的自由公民。”15

水手心中懷有公平正義，1797年，海峽艦隊（ChannelFleet）停泊在樸次茅斯的斯皮特黑德（Spithead），開始以行動反對暴行。4月，他們聯名上書海軍部，詳述了“這些年來我們的艱苦和所受的壓迫，希望大人能心懷憐憫，盡快解決”。其中，他們迫切希望提高工資，“讓我們有能力給妻兒老小更舒適的生活”。他們請求改變海軍財政中1英磅等於14盎司，另外2盎司作為船上事務長的回扣的慣例。同時，他們要求港口能提供更多的面粉和蔬菜，以及對病弱士兵更周到地照看。最後，他們對離船上岸也要求海軍部給予相應保證：

……我們也曾因保家衛國有功，而被人稱揚；因此，當我們完成使命，從海上歸來，在港口登岸之時，也理應能夠一嘗自由之甜美。16

海峽艦隊上的船員拒絕起錨，並選舉代表，接管了隊內船只。英軍主力艦隊癱瘓，法軍在海峽對岸卻捷報頻傳，被逼無奈之下，英國政府只能選擇和解：提高了海員的工資，在其他方面也做了不少妥協。

在泰晤士河口處的諾爾（Nore）也停靠了不少船只，他們聽聞反叛成功的消息，一時掀起了“斯皮特黑德熱潮”。北海艦隊（NorthSeaFleet）的亞當·鄧肯（AdamDuncan）上校吊起了自己船上煽動鬧事的禍首：“孩子們，看看這個東西，就憑他，也敢忤逆驅逐我，還妄想奪船？”這殺雞儆猴的一招只平息了鄧肯船上的騷動。5月，諾爾區的船員集體起義，要求政府做出更大的妥協，並撤去諸多軍官的職務。但是這一次，政府決定守住底線，隔離了那些叛變的水手，並拒絕供應口糧，很快，水手們就招架不住，投降了。

有些人將兵變之禍歸咎於配額軍（Quotaman）的突然流入，他們被稱為“小皮特的人”，是為了迅速擴充海軍由各地政府征召的。這些人受教育的程度較高，卻並不熟悉航海，肯定會成為不安定的因素，但所有斯皮特黑德兵變的領頭人都是水手中的佼佼者或者低級軍官，年齡普遍較大，想來應該是因為家累負擔才鋌而走險。而受到軍事法庭審判的諾爾兵變煽動者，也多是這類人。這些人是船上眾人的天然領袖。當然，諾爾事件的領導者理查德·帕克（RichardParker）確實是以配額軍的身份入伍的，但是他在此之前就是海員，還上過海軍學校。帕克與其他28名諾爾鬧事者一起被處以絞刑；軍事法庭共審理了400多人，多數人都被赦免。17

在整個喬治王時期，兵變可能就是最為嚴重的國內危機。水手們本無意亂了戰爭中英軍的陣腳，讓法軍的進攻得逞，但是他們的行為確實加大了英國戰敗的可能。所幸的是，鬧劇及時被制止，當法國前來糾纏時，兵變早已平定。這場叛亂對法國也產生了影響，那就是給其政府一個虛幻的假象：英國的統治階層軟弱無能，中產階級憤憤不平，工人階級滿腔怒氣，愛爾蘭起義不斷，水手也喧囂難安——英國整個就是一盤散沙。

理查德·帕克，諾爾起義的煽動者，他曾經是一名準尉，但是在戰事艱難的時候離隊，後來以水手身份重回海上。暴動後，他被處以絞刑。（國家海事博物館，PU3034）

雖然法國對英國的此番印象有誤，但皇家海軍應該稱得上是身陷大革命的法國之外，最接近精英管理的機構體系。當然，軍官還是要依靠親朋的幫襯來獲得晉升，這多少讓海軍隊伍帶點兒貴族統治的味道。巴茲爾·霍爾（BazilHall）上校就相當縱容這樣的晉升方式，認為唯此才能吸引出身高貴者加入海軍，才能遮蔽海軍的暴戾，添點兒教養和貴氣。如果沒有“給世家子弟這種迅速或大家所謂的不公平的晉升……這些人早就統統離開海軍隊伍了”18。但這也並非全部事實。簡·奧斯汀（JaneAusten）對海軍知根知底，因為她的兩個兄弟都是海軍軍官。在其《勸導》（Persuasion）一書中，偽善又高傲的沃爾特（Walter）爵士就曾抱怨海軍：“我對它（海軍）的做法有兩點極不順眼。其一，擢升那些寒門子弟，讓他們坐享其祖輩不敢奢求的榮華富貴；其二，此處最是耗人精力，白瞎了大好的青春。”19

而海軍的船員們就五花八門了，他們國籍各異：喀裏多尼亞（Caledonia）的皇家海軍中有瑞典人、法國人、葡萄牙人、北美人、西印度群島人、巴西人、日耳曼人、印度人、非洲人以及俄國人。20不同種族的待遇差距不大。從現存的記錄上看，黑人水手多負責火炮，在戰場上風險較大，這在當今世界亦是如此。弗雷德裏克·馬裏亞特（FrederickMarryat）曾是科克倫勛爵麾下的見習軍官，因而比奧斯汀更接近、了解海軍，在他廣受好評的小說《準尉伊茲》（MidshipmanEasy）一書中，黑人水手美斯特（Mesty）有著那些白人水手所不及的聰明才智，還被晉升為下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