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拓寬地平線（第3/4頁）
當查爾斯·愛德華·斯圖亞特（CharlesEdwardStuart）王子想在蘇格蘭起兵，支持其父（被趕下台的詹姆斯二世之子）的復辟大業時，其智囊團曾好心勸阻，原因之一在於英國海軍已經封鎖了法國海岸。盡管如此，查爾斯仍一意孤行，於1745年7月揚帆起航。查爾斯一行只有兩艘戰艦，本就勢單力薄，不想較大那艘還出師不利，很快便被皇家海軍擊敗，被迫返航。因此，與查爾斯一道登陸蘇格蘭的人數很少，據傳只有“7名莫伊達特人”。隨著叛軍勢力的增長，海軍部決定將科佩將軍（GeneralCope）的軍隊從阿伯丁（Aberdeen）調往愛丁堡東部，但是部隊在普雷斯頓潘斯（Prestonpans）被叛軍殲滅。無獨有偶，單桅帆船“冒險”號（Hazard）也在蒙特羅斯（Montrose）被逆黨俘獲。雖然偶有敗績，但是總體來說，海軍的封鎖策略是行之有效的。在海軍的逼迫下，叛軍只能向南部的內陸地區行進。越遠離根據地，叛軍越孤立無援，行至德比就只能無奈回撤。英軍將叛軍趕至蘇格蘭，1746年4月，停靠在因弗內斯（Inverness）岸邊的“鯊魚”號（Shark）便目睹了這場陸戰：“中午時分，我們看見皇家陸軍和叛軍在距離因弗內斯東南方向3英裏外的克裏登沼澤處（ClydonMoor）交火……看見一隊騎兵前來岸邊，指揮船只前去打探消息：下午3點左右，船只回來，告訴騎兵皇家軍隊已經完勝叛軍。”19二世黨人在卡洛登（Culloden）大敗，叛軍也隨之偃旗息鼓。
“查理王子”（BonniePrinceCharlie）乘亂逃遁，被海軍四處通緝。追捕者中最難纏的當屬約翰·弗爾格森上校（CaptainJohnFergusson）。弗爾格森自己也是蘇格蘭人，卻堅定地反對詹姆斯黨人。北尤伊斯特（NorthUist）的休·麥克唐納（HughMacDonald）說，上校是“我所知道的追捕王子的人中決心最大的一位”。斯凱島（Skye）的納尼·麥克唐納（NanieMacDonald）則認為上校“冷酷無情，鐵石心腸”，“對於自己認定之事尤為固執不折”20。毫不誇張地說，他的追捕方式極其殘酷。他“令一位名叫達爾林普爾（Dalrymple）的中尉在岸上處死政敵，將拉塞（Rasay）的房子付之一炬，整個小島上除了兩個小村落幸免於難，所有的屋舍、家具通通化為灰燼。據他們記錄，被焚毀的房屋數量超過300間”21。弗爾格森的殘暴行徑並無助於他找到王子，卻給蘇格蘭留下了苦澀的記憶。
相較於1588年和1688年來說，此時保衛新教已經不再是英國海軍的首要任務，這一宗旨似乎都已經成為歷史，難覓蹤跡了。二世黨人的叛亂漸已消弭，蘇格蘭的世家大族們也多順從了漢諾威的統治。艾爾芬斯頓斯（Elphinstones）家就是如此，其子喬治（George）後來還成了海軍上將，受封為基思勛爵（AdmiralLordKeith）。總之，殖民的競爭取代了宗教派別的鬥爭，成了日後戰爭的主因，社會革命也遠比王朝更叠來得驚心動魄。
在接下來的一個世紀中，皇家海軍制止了奴隸貿易，這本是值得驕傲的功績，但其初衷卻並不磊落。當時，英國不過是為了捍衛自己在奴隸貿易中的合法份額。盡管戰事未歇，奴隸貿易依然不減繁榮之態。僅1743年一年時間，英國38艘運奴船就販賣奴隸近9000人，這一數據是1734這一和平時期的兩倍。來自沃平（Wapping）的年輕人約翰·牛頓（JohnNewton），對於自己能夠參與其中本滿心歡喜，畢竟貿易背後有海軍撐腰。在“阿蓋爾公爵”號（DukeofArgyle）的航海日記中，他筆觸冷漠：
小艇帶回了11個奴隸：成年男子3個，成年女子1個，男孩2個，男童（4英尺高）1個，身高不足的男孩1個、女孩3個，這樣我們就有26個奴隸了……
又帶回了2個小女孩，一個3英尺高，另一個3英尺4英寸。管事又乘坐小船上岸，他受命去購買1個成年女奴。晚上，他帶回了1個，第46號奴隸，盡管她的牙口很糟糕，管事還是花費了65英鎊的高價才買回了她。
1804年販奴船“尤瓦娜”號（Juverna）的航海日記，記錄了每次運上船的男奴、女奴數量，以及船上黑奴總數。（國家海事博物館，F7415002）
最終，牛頓看清了奴隸貿易的罪惡，成為廢奴運動的領袖之一。
奧拉達·艾奎亞諾（OlaudahEquiano）來自西非，10歲時被販賣為奴：
甫及岸邊，最先映入眼簾的便是無垠汪洋，和一艘運奴船……在等待它的貨物……一登上船，我就被綁了起來，被推來搡去，被檢查是否健康……當時，我以為自己進入了惡魔的地獄……他們與我們迥異的膚色，他們的長發、語言……都堅定了我的認知。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