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第二帝國時期的德國人和猶太人（第2/19頁）

新的普魯士化的德國具有最高意義上的軍國主義特征，非常貼近阿爾弗雷德· 瓦格茨對軍國主義的經典定義：“軍人的地位高於民眾，強調軍事的考量、軍事的精神、軍事的理想、軍事的規模等價值觀。為了軍事的目的，強加給一個民族沉重的負擔。漠視福利和文化，浪費一個國家最優秀的人力用於非生產性的兵役。”總之，新的德國采取了歐洲其他國家都沒有采取的方式，將古老的軍事封建價值觀制度化和永久化。它給年輕的德國人灌輸這樣一種理想：作為一名“德國人”，首先意味著他是一位勇敢和忠誠的戰士。僅有的另一個把武士偶像化為文化角色典範的國家，就是日本。

事實上，在帝制的德國，軍事的組織高於其他所有的機構，並享受著過去只有教會的從業人員才配享有的聲譽。軍官團像偶像一樣得到尊重。流行的一種說法就是證明：人生是從中尉開始的。任何穿上皇帝軍裝的人，都會立刻比普通人的地位要高。作為地位最高等級的成員，每一個德國軍官都不受平民的控制，他只服從皇帝。軍事等級有其自身的榮譽和法律，即榮譽軍事法庭。但是，因為軍隊不服從文官統制，因此它本身就是法律。約翰· 維勒—貝內特公正地認為，德國軍官團聽命於皇帝，就如羅馬禁衛軍和羅馬皇帝的關系一樣。不過他沒有說，軍事等級幾乎都是從貴族階層選拔和招募的，它從來不會容忍一個猶太人加入其中。

年輕的皇帝威廉二世代表著德國人對軍事事務的喜愛。這位皇帝蔑視平民，輕蔑地稱他們為軟弱的東西。這位皇帝信任軍隊，而不是國會或者憲法。他的修辭蓄意地采用高調的軍事的或者尚武的語氣。對於習慣了語調優美的德語的外國人或德國人來說，這種語氣聽起來具有令人難以忍受的挑釁性。在對選派到中國鎮壓義和團的軍隊演講的時候，這位皇帝命令他們不要收容任何俘虜，要像匈奴人那樣戰鬥。這句話後來被同盟國的宣傳者使用，產生了巨大的效果。他們把所有的德國人賦予了魔鬼的特征。威廉軍刀霍霍的修辭充滿了諸如“粉碎”“血戰”“不屈的意志”等詞匯。整個德國教官或軍官都對他們的下級如此咆哮。威廉也喜歡用皇家權威的誇大表現加深對臣民的影響，同時恐嚇臣民他不能容忍對其權力的反對。那些了解這位皇帝的人知道，皇帝的多數話都是誇張的修辭，是用於公共消費的；同時，尚武的語言和姿態被認為是最值得模仿的，這一點從社會的角度理解具有意義。

弗裏德裏希· 尼采懷著巨大的恐懼，觀察到了德國人的生活和文化的軍國主義化。他不僅為德國語言的音樂性而擔心，也為在過去幾代德國人中保持這種音樂性的感情和感覺而擔心。尼采並沒有對他所認為的嚴厲的軍事習慣惡意地侵入德國公民的日常生活作出過激的反應。嚴格的服從、尚武的語言、必須執行的命令、毫不動搖的忠誠、狹隘的軍階意識、相似的軍事迷信等等的軍事習慣，在母親養育孩子的方式中，在父親訓斥他們的家人中，在雇主組織他們的商務、接待他們的客戶中，在公務員管理公共領域中，開始復制其自身。

然而，由新的尚武的皇帝散發出來的權威光環根本上說是虛幻的。在霍亨索倫權力的光輝之下潛藏著許多社會力量，它們和封建君主政體的自負是不匹配的。在工業迅速增長的時代，德國的君主政體遵守著前工業時代的傳統價值觀。在處於上升期的資本主義當中，企圖使陳舊的封建政體的社會永存，已經引發了不到一個世紀前的法國古老政體的崩潰。有什麽理由假定德國能逃脫同樣的文化落後的可怕結果。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德國猶如革命前的法國，是一個混合的社會，它見證了在現代資本主義和機械技術的背景下封建政治機構的頑固。

從政治的角度來看，新的帝國包含了一些反常的事物與不和諧的聲音。俾斯麥的憲法建立了露骨的獨裁政治，在其中，作為首席執行官的皇帝被賦予了以下的權力：任命和辭退首相；控制整個外交政策；擔任武裝部隊總司令；一旦出現社會動蕩宣布軍事管制；剝奪持不同政見的邦國的領土主權；召集、推遲、解散議會；頒布和監督聯邦法律的執行；解釋憲法。這些徹底的自由裁量的權力，可能在專制主義的時代是更為合適的，但是在一個工業的時代就不適合了。在後一個時代，被分享的權力，或者說至少是勢均力敵的權力，在削弱社會沖突上證明更為有效。當然，勢均力敵的權力以兩院制、政黨的發展、勞工工會主義的崛起、有權勢的商業卡特爾等形式得到了發展。不幸的是，俾斯麥和他的繼承者都沒有為了政治民主培養德國的民眾，而是選擇權宜的實用主義聯盟和形成特殊的利益集團來解決政治問題。在帝國的統治下，國會在很大程度上被排除在主要的決策程序之外，因為占據統治地位的保守派精英成功地維持，甚至擴大了普魯士在新的帝國壓倒一切的影響。盡管表面上看是矛盾的，但是新的帝國的政治現實是由強有力的普魯士邦構成的，它擁有實際的對軍事力量的壟斷，在上議院占據統治地位，其非自由主義的選舉程序偏愛更為富裕的階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