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德國人和猶太人，1700—1871

作為一個德國問題的猶太人問題

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無數訪問德國的遊客，都會震驚於這個國家的風景如畫和得到完美保存的鄉鎮，友好而整潔的民眾，功能流暢的運輸系統，尤其是它那歡樂的氛圍。對遊客來說，令他們流連忘返的有啤酒屋，女服務員穿著緊身連衣裙和鑲著花邊的寬松上衣，抓著幾個巨大的啤酒杯子，精力旺盛的樂隊演奏著快樂的樂曲；有咖啡屋，那裏有豐富的點心；有巨大的博物館、劇場和歌劇院，高雅藝術在那裏得到十分精細的組織和展示。但是，如果一個遊客具有敏銳的感覺和語言的知識，他或早或晚一定會感到疑惑：德國國土的面貌和它的民眾吸引力不夠。例如他會發現：德國人非常不喜歡外國人，尤其是那些決定在那裏定居的人；他們非常褊狹，非常有民族優越感；他們從不批評自己的價值觀或風俗習慣，哪怕是溫和的；為了在競爭中獲取優勢地位的迫切需求，使他們不惜破壞規則；不可能承認世界上其他的民族或制度可能比他們的更好。

遠甚於今天，德國人在過去還有一個令人討厭的習慣，他們一直服從權威，並且是本能地、不假思索地服從。服從被視為美德，孩子在非常嚴格的約束下，根據十分僵化的規則長大成人，他們要麽服從習慣的力量，要麽模仿禮貌的行為，以致一個人無法分辨兩者的差異。數個世紀以來，世俗和宗教的機構——包括教會、國家、家庭、學校和軍隊——培養了德國民眾服從權威的習慣，這一習慣可能構成了德國人國民性格中最大的盲點。歷史學家戈登· 克雷格作為學生在1935年訪問過德國，並在慕尼黑同美國的領事哈撒韋進行了一次討論。他想知道為何德國人作為公民心甘情願地、卑賤地服從世俗的權威，同時作為哲學家或者神學家表現出難以抑制的個人主義。他從一位明顯欣賞和理解德國人的人那裏得到了最富有啟迪性的答案。

哦，天啊，我生活在慕尼黑南部的一個小村莊，那裏的人工作勤奮，對人友善，普遍對政治沒有興趣，我和他們相互喜愛、尊重。但是，假如某個穿制服的人來到他們當中說：“齊步走！”他們就會齊步走。假如這個人說：“去砍掉哈撒韋的頭，他是一個壞人！”他們就會回答道：“我們不知道他是壞人。”但是，他們就會同時把我的頭砍掉。

自此我們領會到，哈撒韋有趣的評論包含了對德國人、他們的自我形象、他們的文化特性、他們與其他人的關系的致命真相。對於克雷格來說，哈撒韋的評論和一位英國的精神病專家從一個黨衛隊集中營的衛兵那裏得到的印象相似。這個衛兵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規則這麽說的：“從明天開始，我們有了新的階級敵人猶太人。規則是這麽說的。”當然，數世紀以來，德國人被灌輸了猶太人是敵人的思想，但是規則在納粹統治時期構成了官方的許可。德國人一直需要這種許可把他們的信念或偏見變成官方的行為。德國人為不同尋常地落實具體事務而具有的這種組織化、集體性天賦，給他們對猶太人的仇恨增添了特別致命的成分。

在現代世界，德國人的猶太恐懼症的思想軌跡，從安德裏亞斯· 艾森門格爾1706年出版的《被揭露的猶太人》開始，直到阿道夫· 希特勒1925年書名和仇恨大致相應的《我的奮鬥》，其中的狂熱、殘暴、仇視猶太人構成了其核心的強迫症之一。在1706年和1925年這兩個時間點之間，人們不能不注意到一個不間斷的關於猶太人問題的對話，它從退潮到漲潮，到沸騰，直到升騰至狂熱的程度。猶太人問題對於許多德國人來說一直是當下的。啟蒙者要“提升猶太人”，使得他們成為優良公民；浪漫主義的民族主義者要他們皈依日耳曼民族的價值觀，以及日耳曼民族的精神；自由主義主張社會同化的人建議通婚，保證更高程度的對人類價值觀的忠誠，而非僅僅對猶太人的宗教、家庭或民族社群的忠誠；19世紀後期具有種族傾向的民族主義者，要把他們驅趕到猶太人強迫集中居住區，剝奪他們的公民權利，或者甚至滅絕他們。

德國人對猶太人和猶太人問題的成見是頑固的和強迫症式的，對於現代實際生活在德國領土的猶太人數量來說是不成比例的。在艾森門格爾的時代，德國的猶太人不超過5萬人；一個世紀多一點時間之後，也就是在1820年，猶太人的總人口大約是25萬，大多數生活在普魯士；到1871年德意志第二帝國成立，猶太人的人口為38.3萬（占總人口的1.5％）；在1925年，猶太人的人口上升到56.4萬（占總人口的0.9％）；到希特勒掌權的時候，猶太人的人口為50.3萬（占總人口的0.76％）。這些數字顯示了猶太人口的上升相對是溫和的，同時相比於1871年到1933年之間總人口數量，實際呈現出穩步的下降。一些歷史學家認為，猶太人盡管數量是少的，但是他們在觀感上引人注目，因為他們生活在大城市，在某些職業，比如企業、商業、法律、醫療、新聞業、藝術等“自由職業”有突出表現。毫無疑問，他們充分利用了解放運動提供給他們的有利機會，進入了精英中學和大學，數量比例遠遠超過當地的德國人，並獲得了相應的好處。正如人們所見，他們的創造性貢獻蔚為壯觀，因此在許多德國人當中也引起了驚愕、擔心和嫉妒，但在任何時候都不能說猶太人對德國人的財富或精神福祉構成威脅。事實上，猶太人在政治上從未被很好地組織，作為德國人，他們也沒有認為自己適應了新的文化風俗，因此猶太人沒有構成任何真正的威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