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猶太恐懼症的興起：強迫症的進化

意識形態的妄想和狂熱的仇恨

1939年9月1日，阿道夫· 希特勒同時發動了兩場世界大戰，一場是進攻波蘭及其西方盟軍的傳統軍事戰爭，另一場主要是進攻歐洲猶太人的生物學種族的戰爭。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導致了當代歷史中最為巨大的犯罪，因為涉及對600萬以上民眾流水線式的種族滅絕，並由一個當代工業國家發起，這一犯罪史無前例。在過去的歷史中，從來沒有整個群體的民眾因為被官方認定是下等人、致死的社會病毒攜帶者，以及與德國的敵人聯手企圖消滅德國民眾而被單獨圈定出來實施種族滅絕。

我們如何解釋這一駭人聽聞的犯罪？誰為此負責任？殺戮者是怎樣向自己、德國民眾和世界證明這一行動是正義的？面對這一犯罪的超大規模和獨特性，一些歷史學家想知道他們是否能完全解釋這一事件。例如，讓—弗朗索瓦· 利奧塔提出這樣一個問題：“我們如何去測量一個毀滅了所有測量工具的地震？”他的意思似乎是，大屠殺是意義的死亡、所有道德聯系的毀滅。正如尼采的瘋人極度痛苦地呼號上帝已死一樣，這一死亡和毀滅使我們放開了地球與上帝的聯系，並把人類投入黑暗的深淵。在這個意義上，大屠殺是歷史的，也是本體論意義上的悲劇，因為它不僅殺戮了600萬無辜的民眾，也因為它粉碎了自古以來的道德禁忌，毀滅了西方對理性規範法則的信仰，以及發現客觀真理和得到更美好世界的可能性。

假如大屠殺本質上是非理性史無前例的爆發，那麽，我們能夠希望以理性的術語解釋它嗎？換句話說，正如一位大屠殺的幸存者坦言，這一罪行不是價值觀念的倒置——在這一情景下，理性的術語是可以解釋的——而是“超出邪惡的所有範疇的與道德無關的東西”。這是真實的嗎？假如我們的邪惡範疇不足以解釋大屠殺的現實，或者假如我們的解釋方法過於狹隘，以致不能使我們理解這一非理性行為的性質，那麽，這肯定是真實的。大屠殺的罪行確實不是“與道德無關的”，而是“非道德的”，因為它是計劃它並證明它是合理的人犯下的罪行。大屠殺是德國領導層和許多普通德國人身上悲劇成分的道德失敗，這一失敗是十分廣泛的，因為除了對猶太人頑固的偏見之外，它還涉及政治和社會層面上保護文明的價值觀念以抵抗野蠻沖擊的集體失敗。

在討論大屠殺的問題時，引入“與道德無關”的範疇是不合時宜的，因為這一行為是清楚地知道他們的所作所為和為何作為的人群犯下的。因此，他們的行為受制於人類主要道德傳統所理解的對與錯的道德標準。依據時間考驗傳承下來的人類道德標準，人們不可能說對600萬無辜民眾的集體屠殺是一個高貴的行動，用一個劊子手的話來說：這一高貴的行動要為後人永遠銘刻在銅板上。這句不道德的話是由奧蒂洛· 格羅博科尼克表述的，他求助於種族滅絕的種族主義意識形態來證明他參與大屠殺的合理性。這一意識形態建立在專屬於他本人，專屬於頑固不化的納粹精神，又悲劇性地專屬於許多德國人的妄想的思維模式基礎之上。這些德國人把反猶太主義作為規範加以吸收。

在這種對於納粹分子來說等同於激情信仰的妄想或者空想的思想模式中，其中當然存有某種邏輯，它激勵著大規模殺戮者的行為，並且使他們的行為正義化。但是，因為它是在現實中沒有理性基礎的妄想邏輯，因此人們不可能允許它作為所有人的行為規範和準則發揮功能。這一解構主義的邏輯如今試圖動搖西方對一個可知和客觀的世界存在的信仰，把所有道德的判斷化解成僅是主觀知覺的主張。我們必須把這一邏輯列入我們混亂世界的危險幻覺的行列。

在漫長的歷史中，有著一批批受到最具毀滅性妄想控制的人群，納粹分子只是最晚近的一批。1096年，在十字軍騎士發動第一次聖戰之前，一些更為狂熱的十字軍騎士被一種特別的對猶太人的仇恨所控制，這種仇恨起源於他們自身的基督徒的恐懼和誘惑。這些十字軍騎士襲擊了法國北部和德國的猶太人集聚區，任意地屠殺了數千名猶太人。他們認為這個行為是正義的，因為他們宣稱猶太人謀殺了基督，他們沒有通過皈依基督教認識到他們生活方式的錯誤，他們頑固地堅持他們罪惡的生活方式：“看，替被釘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復仇的時刻到來了，猶太人的祖先殺害了他。現在不要讓一個殘渣余孽逃脫，甚至是幼兒或者在搖籃裏吃奶的嬰兒。”當時的文獻甚至指出，殺戮猶太人被看作令人尊敬的行為，因為“任何殺死一個猶太人的人，其所有罪行都將得到赦免”。已經和基督徒鄰裏和平相處多年的猶太人受到背叛，遭到拋棄，被交給殘暴的狂熱者。這些狂熱者除了施虐的偏好之外，還把意識形態的熱情付諸行動。面對這樣強烈的感情，由世俗或者教會的管理機構通常施行的正常約束完全崩潰；事實上，這些管理機構和它們背後的普通市民或者農民，成為集體殺戮的積極參與者。這一暴力行為由意識形態作基礎，它沒有成為致命的唯一原因是，對猶太人的仇恨是正在積聚的力量，並且是教皇烏爾班二世此刻發出十字軍東征信號的特別表達方式。然而，正如薩洛· W.巴倫所指出的，1096年是這一不斷增長的妄想發展的真正轉折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