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 言

由國家發起的對600萬猶太人的殺戮通常被稱為“大屠殺”，它是20世紀最大的犯罪。鑒於這種強加在無辜受害者身上邪惡而有計劃的殘暴，未來的歷史學家們可能為其貼上歷史上最重大犯罪的標簽。對這一事實的認識，無疑導致了歷史學家們提出兩個關鍵的哲學問題：一是這樣的邪惡是如何在許多人認為是進步的西方突然爆發出來的？二是給世界提供了最傑出的科學家、音樂家、哲學家、神學家以及作家的德國人，為何屈服於一種在1900年任何一位理智健全的人都不可能預言出現的獸性？本書試圖回答這一顯然令人費解的問題。

任何一位希望解釋這一重大事件的人，從一開始都應該表明自己所持有的假定，以及通過自己的著述傳達的信念。指導本書的一條主要原則是，努力避免在敘事過程中經常會遇到的兩個極端：德國人恐懼症和辯護性的修正主義。五十年前，當施加在歐洲猶太人身上的可怕暴行剛剛結束時，許多人想指控所有的德國人要對納粹政權的邪惡行為負責，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由於這樣一個意味著普遍罪行的總體指控，就相當於用一把定罪的刷子把所有的德國人玷汙，所以盟國很快就制止了這種反向的種族主義方式。仁慈而頭腦清醒的人們認識到，你不能用罪惡的領導層所犯下的罪行來指控整個民族，從而陷入與促使納粹殺戮600萬猶太人一樣的非理性的想法當中。

然而，在這一巨大罪行的符咒之下，一些歷史學家繼續以公開或更加聰明的暗示主張普遍性的德國人原罪的論點。注在最極端的陳述當中——正如本書作者在一次美國歷史學會年會的大屠殺講座上所聞——這一論點斷言：德國人是獨一無二的，他們的所作所為起因於他們是天生的種族主義者和軍國主義者。正如一位演講者的斷言：可能是德國人血液中某種化學上的反常，導致了他們犯下如此十惡不赦的罪行。同樣的觀點在本書作者1989年收到的匿名信中也有所體現，信中認為：決不能允許德國再次統一，因為我們必定立刻就要“打起精神，應對第三次世界大戰。德國已經公正地獲得了一直跪下去的權利，獲得了承受永久殘疾的權利。別忘了，對於那些因其反社會行為而被處以無期徒刑的人來說，難道社會要免除他們無假釋可能性的終身監禁的處罰嗎？”正如這些極端觀點所堅持的，如果一個人最初假定所有的德國人都是邪惡的，那麽他就會偏向於在德國歷史中尋找，並一如既往地去發現選擇性的證據來支持這一論點。不過，在這一形式中，它正是納粹觀點的另一種變異：猶太人都是邪惡的。這一觀點來自種族主義的信條：一些人類群體由於遺傳的構造，是完全有罪的。在大屠殺之後，仁慈而文明的人不能認可這一信條，因為這等於是給予了希特勒最終的勝利。

無可否認，今天令人尊重的歷史學家不再持有如此極端的觀點，更多的卻是大屠殺否認者的叫囂，他們聲稱殺戮從未發生；更多的是聰明的詭辯者伶牙俐齒的斷言，他們堅持認為，大部分德國人並不知曉或者被迫執行命令。也有一些辯護者堅信：希特勒和其親信要負全責，並且暴行是許多其他民族一起犯下的，這使得他們和德國人一樣壞。通過可以想象到的策略——從簡單的否認、對命令的服從、境遇的開脫、受騙（我們也是希特勒的受害者），到相對的淡化（我們都是壞人），等等——一些修正主義歷史學家已經試圖洗刷歷史記錄，聲稱：盡管也許是誤導，但是納粹分子希望德國過得最好，他們並沒有犯下反對者所歸於他們的滔天大罪。

假如一種研究方法是處罰性的，另外一種就是開脫性的，且兩者都明顯令人無法接受，那麽，還有其他什麽解釋性的策略能使我們更有可能接近真相呢？我們必須理解：鑒於我們不同的知識投入，甚至最謹慎而誠實的歷史學家，也必然在價值判斷上有所不同。那些在知識和道德上關注猶太人經歷的歷史學家，無論他們對德國人多麽公正，都可能去誇大德國人的罪行，而德國的歷史學家則可能會弱化這一罪行。近年來，人們一直就多少德國人實際知道和參與了大屠殺進行爭論。迄今為止，這主要是一場單方面的爭論，因為正如人們所感覺到的，德國人似乎厭惡和厭倦了有關納粹的爭論；他們要繼續他們的生活，要鑄造一個統一和富裕的德國。用許多人的話來說，他們需要終止整個肮臟的事件，他們不需要被那些不斷提供無限量罪惡藥劑的人所打擾。他們並不介意是否有超出以前數量的德國人涉足大屠殺。他們想知道是什麽意識形態的安排促發了一些研究，這些研究似乎暗示著盡可能多的德國人卷入了對猶太人的殺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