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日本人的滿洲夢（1926年12月~1936年12月） 捉蔣行動

“東北易幟”後，蔣介石要做的，就是樹立國民政府的威信，改掉北洋以來的紛亂局面，把政令統一到南京這邊來。

北伐成功、定都南京後，蔣介石就沒閑過，像被綁在水車軲轆上，一直在那兒轉。他也想停下來，但對手說：別，蔣校長，蔣總司令，蔣委員長，您還是再轉會兒吧。

但這些人又不給力。

在對付黨內派系和新軍閥上，蔣介石還真有兩下子：在黨內，擊敗汪精衛、胡漢民、孫科；又在蔣桂、蔣馮、蔣閻馮大戰中，把不聽話的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唐生智等人一個個搞定。

我不寫這些。

那種國人間的內耗，即使再精彩，也沒意思，一點意思也沒有。但要念叨一點，這種傾軋，在很大程度上讓日本人鉆了空子。

舉個例子。1930年中原大戰時，張學良把11萬東北軍精銳調入關內，幫蔣打閻馮，這些部隊走後，東北雖有20多萬正規軍，但至少在日本人看來是個機會。

反蔣的都靠邊站了，但在對付日本人上，蔣介石開始頭疼。

九一八事變後，南京只能向國際討“公理”（向英法把持的國際聯盟投訴日本），而沒能拿出行之有效的對策，加上對紅軍的圍剿更不順，黨內反蔣勢力一發難，蔣介石以退為進宣布二次下野。說是下野，但黃埔系的中央軍還攥在他蔣校長手裏，別人是指揮不動的。

此時最有資格上台的，除汪精衛外，就是胡漢民。胡被認為是黨內反蔣的精神領袖，但沒心氣接這個攤子。汪精衛呢，鬼得很，一直探頭觀察。

帽子就落在了國民黨元老林森和孫中山的公子孫科腦袋上。

林森從此當了十來年的國民政府主席，直到1943年在重慶車禍去世，他也算是名義上的國家元首了。孫科當上了行政院院長，相當於國家總理。孫科，龍二代，離龍遠矣。但這也沒什麽不正常的，畢竟像司馬懿、司馬師、司馬昭那樣的，在這個世界上是稀罕之物。孫科很想在政壇待著，但又缺乏才華，1932年“一·二八”事變[10]，上海打起來那天，慌忙把才坐了個把月的位子給了汪精衛。

汪精衛也夠倒黴，一出山就碰到日本人打上海。顯然他自己玩不轉，但說到底他是個政客，軍國之事做不來的。雖然他非常討厭蔣介石，但此時又離不開蔣介石，後者重新出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的職務水到渠成。

雖然南京也把中央軍派了過去，支援在那裏抵抗的第19路軍，也叫日軍連換了四任司令官，但最後還是簽下了《淞滬停戰協定》[11]。按這個協定，上海成了非武裝區，只允許保安隊和警察待在那裏，而不許中國正規軍駐紮。

國家之事是沒法講理的，如果非要用一句話形容，就是“強權即真理”。作為強國，不講道理；如果你是弱國，那麽最好你也別講道理，因為沒道理可講。

“一·二八”顯然跟“九一八”有關。很多人認為，是板垣撇開石原後自己聯絡上海的日軍搞的一個謀略，為的是把國際注意力吸引到上海。板垣有這個腦子麽？就算他有吧。這裏只說蔣介石，一下一上的他，面對日本人的糾纏，決定以不變應萬變：

這個萬變是日本人一次次制造事端，這個不變就是關閉跟日本的政府間談判渠道。蔣介石有個想法：如果跟日本政府談判，中國這邊肯定吃虧。他曉得，九一八事變只是個開始，大約就是從這時候起，針對日本人，他開始在國防和戰略上留後手了。

九一八事變後，南京不是向國際社會投訴麽，那個英法把持的什麽狗屁國聯派了個調查團到東北，但除了讓日本的國際形象有點毀容外，任何作用也沒起。調查團轉悠了一圈，又回去了。而對關東軍來說，怎麽收局是個問題。

有幾種選擇：第一種是像對付朝鮮那樣，占領後宣布合並，把東北並入日本版圖；第二種是軍事占領，占領一段時間再說，在東北設立個都督府一類的機構，由日本人擔任首腦；還有一種選擇，就是搞個木偶政權。

日本人選擇了最後一種。

關東軍占領東北後，兩個“滿洲英雄”鬧了一場，板垣征四郎覺得，為了一勞永逸，應該由日本直接占領，看上去雖冒險，英、美、蘇等國甚至可能制裁日本，但如果日本人撐下去，事情就會不了了之。

石原反對。

土肥原賢二打圓場：搞個傀儡吧。這樣既能把這片土地抓在手，又可以避免日本在國際上陷入徹底孤立。

我可以告訴你，上面說的純屬歷史八卦。

事實是：石原和板垣都同意搞個木偶。但誰當這個木偶？土肥原賢二把目光投向被馮玉祥從北京紫禁城趕出來，正待在天津靜園（今天津鞍山道，當時日租界內）的末代皇帝溥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