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烽火連三月（1937年7月~10月） 七七事變

1937年是中華民國26年，日本帝國昭和十二年。

先看一下這一年日本的預計軍費開支，有多少呢？接近內閣財政預算的50%！也就是說，這個國家的每一分錢，有一半是用於軍隊的。不講什麽大道理，什麽叫軍國主義？這就是了。而且，日本軍工產值，已經占到工業總產值的60%以上（當時日本的工業總產值約60億美元）。

再說南京這邊，年初的時候，國民黨開會（五屆三中全會）討論西安事變後的時局，蔣介石發表了份聲明，裏面有這樣一句話值得做個截圖：“（對日本）如果讓步超出了限度，只有出於抗戰之一途！”在會前，蔣介石叫華北五省領導人都必須出席會議，山西的閻錫山、綏遠的傅作義、山東的韓復榘都沒意見，但主政平津冀察的宋哲元不來。

有人說，宋之所以不來，是因為日本人阻撓。

問題是：如果他真想去，日本人阻撓得住嗎？去抱大腿？或學河本大作？即使是學河本，一向標榜自己不做漢奸的宋哲元敢不敢坐上南下的火車？

但南京態度強硬，宋哲元只好派副手去。就這樣，第29軍副軍長兼北平市長秦德純（保定陸軍軍官學校2期，山東沂水人）到南京出席了會議，秦跟宋比，是個靠譜的人，這點後面還會說到。

東京也沒閑著，亂哄哄中又一屆內閣成立，前陸軍大臣林銑十郎接替廣田弘毅成為新首相。

對幹首相這件事，最初是輪不著林的。1937年初，廣田內閣因對中國誘降失敗而垮台，前內閣首相、帝國最後的元老西園寺公望又哆嗦著站出來推薦人選了。日本共有九位明治元老：黑田清隆、西鄉從道、井上馨、大山巖、伊藤博文、山縣有朋、松方正義、桂太郎、西園寺公望。他是最後健在的一位，大正時代和昭和時代前期的首相，基本上都是他推薦，然後由天皇確認的。

開始時，西園寺推薦了在當年的“三月事件”中沒當上首相的宇垣一成，天皇也下詔了，叫宇垣組閣，但陸軍一致反對，因為當年宇垣做陸軍大臣時裁掉好幾個師團，而且軍部的少壯派們也不認為這位上歲數的大爺會幹出什麽名堂。他們反對宇垣組閣，但用不著舞槍弄棒，只要不推薦陸軍大臣人選就OK了。就這樣，老資歷的林銑十郎被召到前台。

廣田幹首相時，中日間的政府談判一直進行著。由於其間日本和蘇聯在中國東北的邊界小沖突不斷，前者有點慌，為了在跟蘇聯的對抗中占優勢，就特別希望中國馬上屈服，但現實總是殘酷的（對日本來說也不例外）：國民政府的對日態度，有點像冬至後的天兒，一天比一天冷。綏遠事件後，南京終止了跟日本的政府間談判；而西安事變後，又跟中共聯手抗日了。

所以林銑十郎一上台就嚷嚷著調整對華政策，提出“平等外交”（他也知道以前不平等），開始跟中國玩軟的。按慣例，新內閣也開出了“中日懸案”條目：取締排日反日運動、招聘日籍顧問、開辟上海至福岡的航線、減低關稅……但有一條他沒提，那就是華北自治問題。這有點破天荒。

林的新政策背後站著一個人，這個人就是河本大作的老鄉，已經當到陸軍省軍務局局長的磯谷廉介。

磯谷這小子長得圓圓乎乎的，腦袋上沒那麽多刺兒，作為日本軍中真正的“中國通”，他在對華問題上極為清醒。在陸軍省上班前，他擔任駐華武官，一直忙活著中日和解的問題。這並不是說他親華，只是跟同事謀略不同而已。當時，日本軍部甚至很多“中國通”只在意中國北方的局勢，對南方發生的事沒什麽興趣，而磯谷和佐佐木到一是最先把目光轉向南方的人，而前者比後者更有腦子。早年的時候，他就在廣東當武官，親眼目睹國民革命軍北伐，認為來自南方的新軍人具有極強的民族主義情緒，國家觀念開始變得濃厚，跟以前的北洋軍閥不一樣，對此日本軍部應該醒醒了，蔣某人跟中國舊軍閥還是有區別的，所以必須調整對華政策，一味蠻幹（分離華北）的話，最後只會結出個苦果子！

林銑十郎上台之後，磯谷成了他的顧問，沒提華北自治就是磯谷的主意。

在華北，還出現了日本中國駐屯軍奉政府之命送給中國第29軍戰炮的“怪事”，而該軍第38師師長兼天津市長張自忠，還應邀訪問了日本。不但張去了，天津北寧鐵路足球隊也應邀到日本踢“友誼賽”。那時候天津足球實力特別強，足球隊由鐵路職工、北洋大學、南開大學學生組成，在日本四戰四捷，連續戰勝日本文理大學足球隊、早稻田大學足球隊、應慶大學足球隊、大阪關西聯隊，讓日本人很沒面子。

還沒完，日本內閣派了一支龐大的經濟考察團訪問中國，成員足有二十人，包括日本工業、商業和金融業的巨頭。團長是日本正金銀行掌門兒玉謙次，在上海一下船，兒玉就滿臉擠笑，嘴裏喊著“經濟提攜”“中日親善”的口號，就差搖小旗兒在那晃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