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2 校園中不只長幼有別

日本等級觀念很重，晚輩對長輩、下屬對上司說話時要和顏悅色、畢恭畢敬，不能有半點兒差錯，否則會被當作“無禮之人”，受到旁人的冷眼。

這種等級觀念並非一天養成的，而是從小便潛移默化的。從小學到高中，低年級的學生要管高年級的學生叫“學長學姐”，以表示尊敬。大多數高年級同學都能有大哥哥大姐姐的風範，為低年級學生做出榜樣，但未成年人的性格、價值觀還沒有定型，所以也有學生覺得自己是學長學姐，就理所應當比低年級學生高一頭，所以也就不怎麽拿他們當回事兒。

事實上，在日本高中的社團活動中，剛入團的一年級學生地位是最低的，尤其是在運動類社團中。他們除了要完成規定的訓練量，在訓練結束前後還要負責打掃場地、為高年級同學跑腿、整理運動用具等各種雜活兒。一開始，友善的高年級同學還會給一年級學生道一句“辛苦了”，但更多的人在一年級時，可是受盡了高年級同學的氣，所以下一年等他們有了學弟學妹時，說什麽也要讓他們吃一吃苦頭，就難免對低年級學生頤指氣使。低年級學生雖然不敢違抗，但心中的不滿和委屈會慢慢積累起來，而且，他們表面上的順從也會助長高年級同學的飛揚跋扈。如果這個低年級同學身邊又沒有什麽要好的朋友可以傾訴，這樣惡性循環下去會釀成不可挽回的後果，有的學生甚至會因心理壓力過大而選擇自殺。1986年的 “葬禮遊戲”事件就是當時震驚全日本的欺淩事件，欺淩問題從此成為全日本都必須面對的社會問題。

未成年人的抗壓能力不如成年人，他們處理問題的方式、經驗都比較少，更容易采取極端的方式。而且日本國內現在仍然有人認為“小孩子就是要多摔打才能成長”、“被欺負的人也有不對的地方”，這個問題並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欺淩現象的三個特征是日常化（九成以上學生曾參與欺淩或被欺淩）、流動化（被欺淩者也會成為欺淩者）、透明化（欺淩行為難以被發現），這讓欺淩問題解決起來難上加難。

孩子遇到這樣的問題，最著急的當屬父母，要及時對孩子進行疏導，同時與學校做好溝通防護工作，這才是最好的辦法。但學校在欺淩問題上不僅無能為力，而且態度十分消極，原因就是學校的課業負擔逐漸加重，有些學校放學後、周末都要加課，老師們把精力都投入到教學當中了，根本無暇理會孩子們的這些“小打小鬧”。欺淩事件即使被發現了，欺淩方只要搪塞一句“老師，我們只是鬧著玩兒的”，老師也無可奈何，最多批評兩句便完事，根本無法有效解決問題。

由於學生課業負擔重，競爭激烈，很多時間都在學校中度過，與家長待在一起的時間相應減少，家長又唯恐自己的孩子在學業上掉隊，所以在與孩子共同度過的時間內，也更多地關心孩子的學習狀況而非精神狀況。最終，本應由家長、學校共同關注的問題，卻變成兩方都漠視這個問題，孩子不受欺淩則已，一受欺淩便只能默默忍受，悲劇的種子往往就在這不知不覺間被埋下了。

在一次次慘痛的教訓中，日本終於意識到，解決校園欺淩問題刻不容緩，於是不少有識之士提出了“兒童人權”的概念，防止出現欺淩問題的對策也層出不窮。有研究欺淩問題的日本專家呼籲家長和學校要聯起手來，消滅欺淩現象，或者引入第三方組織來監督、控制欺淩行為。政府也一再要求學校重視欺淩問題，強化“欺淩問題是對學生權益的嚴重侵害”的印象，並嘗試從各種途徑幹預欺淩事件的發生。但是一方面，這些對策才剛剛推行不久，有效性尚待檢驗；另一方面，日本學校裏的等級觀念已經很難消除，只要滋生問題的土壤仍舊存在，想要根除這個問題便是難上加難，而且日本學生之間競爭日益激烈，這些解決辦法大多無法根本奏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