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1 壓力大選擇“解脫”

如果給全世界每個人發一份問卷，調查“你認為哪國人最有禮貌”的話，那麽日本人一定榜上有名。日本人不在公共場合大聲喧嘩，排隊有序，只要和他們交談，他們不是鞠躬就是點頭，讓人覺得他們恭敬有加。但是反過來說，這種隨處可見的恭敬也是日本人與人交往的一種特征：我與你交往，永遠都是客客氣氣、不溫不火的，分內的事我一定辦到，分外的事我就不能保證了。所以聽兩個日本人說話是用敬體還是用簡體，就能對兩人間的親疏關系估計個大概。

日本人很注重集體意識。一個人如果能夠融入一個集體，和同事、朋友、家人融洽相處，就能夠獲得接納，感到溫暖；反之，如果處處受到排斥，與周圍格格不入，就會感到不快，有一種被拋棄的感覺，十分痛苦。如果一個人因不能融入集體而被排斥，甚至出現自殺的極端情況，就會成為棘手的社會問題。接下來要介紹的日本三大社會問題，全都可以從人情親疏方面給出解釋。

一說到求職，很多人心目中的理想職位要具備以下幾個因素：朝九晚五，工資穩定，有良好的發展空間，在一些歐洲國家的話，還要再加上一條——不能太累，否則就罷工。法國就經常發生罷工，到頭來還是要慢慢協調，才能把罷工者一一安撫好，讓他們回到工作崗位上。

不過，這種情況在日本是不會出現的。日本社會的最大特點是“壓力大”：上班族無論刮風下雨、寒冬酷暑，永遠西裝革履，有的天天見客戶，有的四處出差。朝九晚五基本屬於一紙空文，加班更是家常便飯，想要按點下班基本上不可能，因此，加班到深夜才回家、睡四五個小時又奔赴工作崗位的日本人比比皆是。由於加班在日本實在太普遍了，已經到了“如果你沒加班，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的程度，連家中的妻子都會認為按點下班的男人“沒出息”，所以上班族大多都處於高負荷的工作狀態下，身心方面難免出現問題，這些問題如果不能得到及時的疏導或解決，就會有很多人因為承受不住壓力而選擇自殺。

1998年以前，日本每年的自殺者有15 000～25 000人，但到了1998年，自殺人數一下子攀升至32 000多人，之後每年的自殺人數一直在30 000人上下。自殺的人群中，以壯年居多，占到了40%。這些本處在當打之年的人反而是自殺人群的主體，雖然令人感到意外，但又有其獨特的社會背景。在日本，這個年齡層的人處於非常尷尬的境地：他們入職時，接受的是“我為企業，企業為我”的價值觀，終身雇傭制還很普遍，很多人自然形成了“我就是為了這個企業而存在”的觀念，認為企業就像一個家庭一樣；但隨著時代的變遷，終身雇傭制逐漸瓦解，而且日本經濟近年來的持續低迷讓許多企業不得不裁員。這些正處於壯年的人們已經為企業工作了20多年，然而新形勢與舊價值觀的強烈沖擊讓他們不知所措，有的人甚至已經找不到自己身處此世的意義，並開始懷疑自己的價值。“連‘家人’都拋棄我了，我還能到哪裏去呢？”這大概是這一輩人失業後普遍的心理寫照。他們又普遍不愛給人“添麻煩”，尤其不願意給國家“添麻煩”，對於他們來說，坐在家裏領救濟金是莫大的恥辱，所以在失業後，他們大多會立即找新的工作，但屢屢被拒，心中又徒生苦悶。多年來扮演家裏頂梁柱的他們為了不向他人示弱，也非常抗拒向旁人訴說自己的苦悶，但這種壓抑的心情又十分難受，所以有的人選擇借酒澆愁，結果患上酒精依賴症而導致身體狀況惡化，再加上心理上持續得不到疏解，最終只能痛苦地結束自己的生命。

由此可見，在日本，自殺受諸如社會形勢、價值觀變化、自身健康狀況等因素的共同影響，並非由單一因素所造成，所以有的人雖然表面上看起來是自己走上了自殺的道路，而實際上卻是“被逼自殺”，其背後有許多苦衷。

除了社會原因之外，日本人這個群體本身也有很多有意思的地方。他們平生最敏感的便是“受人恩惠”，除非萬不得已，不願輕易接受來自非親友的幫助，因為一旦受人恩惠，便覺得給對方添了麻煩，無論如何也要將這份恩惠還回去，以示兩不相欠。同樣的道理，如果日本人給他人添麻煩太多，以致到了無法償還的地步（比如借用大筆資金卻無力償還），死便是表達他們無上歉意的唯一方式。日本武士有時需要“切腹謝罪”，也是用一死來償還自己曾經犯下的大錯，道理與如今的自殺並無不同。

另外，也有不是因現實的極端條件而選擇自殺的人。比如2002年，一位來自福井縣的46歲男性與來自愛知縣的25歲女性在網上相識，隨後雙雙自殺。類似的事件在2003、2004年皆有發生，自殺者都是通過網絡相識，隨後集體自殺的，這樣的事件借由媒體的報道而逐漸受人關注，轉而成為自殺的一種新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