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崩離析：民族問題的總爆發與蘇聯解體

中共中央黨校 左鳳榮

隨著20世紀80年代中期蘇聯改革的進行，長期被掩蓋的民族問題也浮出了水面，從80年代末期開始愈演愈烈，從要求本民族權利的民族主義發展成民族分離主義，這一問題的惡性發展直接導致了蘇聯這個聯盟國家的解體。

蘇聯的民族問題一直是學術界關注的焦點之一。蘇聯官方宣稱民族問題早就解決了，實際上這個問題一直存在。法國學者埃萊娜·唐科斯在1978年出版的《分崩離析的帝國》一書中，詳細分析了蘇聯的民族問題，他認為，“六十年中，蘇聯政府完成了一些巨大的社會改革工作。無疑它遇到過許多問題。但在它面臨的所有問題中，最急需解決而又最難解決的顯然是民族問題。像它所繼承的沙俄帝國一樣，蘇維埃國家似乎也無法走出民族問題的死胡同”。該書分析了蘇聯存在的大量民族問題，認為“蘇聯不是一個消除了一切差別的完全統一的大家庭，各民族對自己領土和文化的感情並不只是對往事的回憶。……這些大小不同、情況各異的民族之間的共同之處，就是它們都與中央政權發生了明顯的危機”。^{[1]倫敦大學歷史系教授休·塞頓-沃森認為，“蘇維埃時代，俄羅斯化重於俄羅斯民族主義。俄羅斯化並不是一種有意識的政策，而是蘇維埃帝國政治、經濟集中化政策的意外結果。蘇維埃自1917年至今，蘇聯領導人從來沒有因為俄羅斯民族主義而狂熱過，其言辭恭維了俄羅斯民族，而其行為卻在清除俄羅斯的文化遺產”。[2]薩哈拉姆·阿卡巴紮德則指出，蘇聯相信它擁有對它的成員共加國和土地的全部主權。因此在蘇聯統治的近70年裏，俄羅斯人在全蘇聯居於支配地位。這就使蘇聯境內各民族產生了一種被侮辱感，於是想恢復他們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及民族文化，而當戈爾巴喬夫推行改革之時，非俄羅斯人尤其是在波羅的海和高加索地區各國便向統一的蘇聯民族的神話發起挑戰。他們拒絕接受他們是自願加入蘇聯這一官方說法。他們要求復興他們的民族文化和歷史，直至真正的自治以至獨立。[3]}

由於民族政策上的偏差和失誤，美國學者大衛·安茲和米切爾·科蘭明確指出，在勃列日涅夫時代民族主義已經在全國各個部分復興，以至於海倫·凱勒預言“莫斯科面對的所有問題中最緊迫的和最頑固的就是由少數民族提出的”。^{[4]斯坦福大學高級研究員鄧洛普認為，“如果將來的領導人中包括一些民族主義者或俄羅斯民族主義的同情者，那麽他們就會采取有力的措施改善蘇聯俄羅斯人民的條件，其產生的副作用很可能是俄羅斯民族撤離邊境，放松對非俄羅斯地區的控制。這種讓步減輕了壓力，從而促進了真正的聯邦制的產生，甚至導致某些邊境共和國脫離聯盟”。[5]西方學者還注意到了國際的影響，在20世紀更加廣闊的世界範圍內，民族主義是重要的政治話語，而蘇聯的民族群體自然不能不受其影響。因此，正是長期被蘇聯政府和戈爾巴喬夫所忽視的“民族的叛亂”最終毀壞了這個社會主義國家。[6]}

美國學者科恩把蘇聯解體看成是一場悲劇，認為蘇聯完全可能通過漸進的改革拯救自己，就像美國廢除奴隸制那樣。他不同意把蘇聯說成是一個帝國或特殊帝國的解體，而是從另外的角度解釋蘇聯的解體，即蘇聯的解體不同於其他帝國（包括俄羅斯帝國）是戰爭或革命的結果，促使蘇聯瓦解的力量不是邊遠殖民地區的分離主義，而是“帝國”自身的中心地區的政治領導。他認為經濟因素在蘇聯解體中不是主要的，“蘇聯是被政治而不是經濟打垮的”。蘇聯解體的現實原因是個人因素，主要是戈爾巴喬夫與葉利欽在同一個政治舞台上的爭奪。^{[7]英國學者雷切爾·沃克與科恩的觀點相近，他說當俄羅斯“決定收回自己的主權時，‘中央’就會失去維持其權力的財富來源，戈爾巴喬夫成了沒有國土的總統，蘇聯政府成了沒有領土可以統治的政府”。[8]}

蘇聯民族問題的總爆發與戈爾巴喬夫改革直接相關，盡管蘇聯一直存在民族問題，但沒有合適的條件和土壤，這一問題處於隱蔽狀態，美國施羅德教授研究了蘇聯發展日益緩慢的經濟，他認為，“在這種嚴峻的經濟形勢下，導致族際關系緊張和民族沖突的潛在因素大量存在著。盡管民族主義活動會時常發生並越來越具有破壞性，但是，在沒有嚴重的國內劇變或國際沖突的條件下，很難相信它們會對現存的政治秩序造成嚴重的威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