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的準備過程

赫魯曉夫《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報告是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另一項重要內容。由於報告是在沒有外國兄弟黨代表參加的秘密會議上做的，因而被稱為“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報告文本當時沒有公開發表，外界長時間得不到真實的文本，也不知道報告的準備過程。後來，赫魯曉夫在其回憶錄中散布了這樣的說法：“大會快要結束了。要通過決議。這一切都是表面上的東西。以後怎麽辦？我們還要對數十萬受到處決的人們，包括十七大選出的三分之二的中央委員負責。幸免於難者寥寥無幾，幾乎黨的全部骨幹均受到了處決或者迫害。走運者、幸存下來的人是鳳毛麟角。現在該怎麽辦呢？”“我終於鼓足了勇氣，在一次會間休息，主席團房間裏只有中央主席團委員在場時，提出了一個問題，波斯佩洛夫的報告怎麽辦？過去處決、逮捕的事情可怎麽辦？大會要閉幕了，我們沒做交待代表就要分赴全國各地了，我們可是已經知道遭到清洗的人清白無辜，他們並不是‘人民公敵’，他們都是好人，忠於黨，忠於革命，忠於列寧的蘇聯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事業。人們要從流放地返回。我們現在不會再關押他們了。要考慮一下如何遣送他們回去。”赫魯曉夫說，他的話音未落，大家就群起而攻之。經過幾番激烈的辯論，最後才同意由赫魯曉夫在會上做這個報告。^{[25]這一說法曾使許多歷史學家對秘密報告出籠的過程做了不準確的記述。已公布的蘇共二十大档案證明，赫魯曉夫說的確定做報告的時間不對頭，對主席團內的辯論情況的介紹也有很大的隨意性。}

蘇共新領導對斯大林的批判經歷了一個較長時間的過程。斯大林逝世以後，馬林科夫就提出了反對個人崇拜的問題，貝利亞很快重新審查和平反了斯大林時期的一些案件。貝利亞被逮捕後，馬林科夫在中央7月全會的報告中，繼續批評個人崇拜。7月會議之後，蘇共中央在向東歐國家共產黨通報會議的情況時，莫洛托夫在宣讀全會文件後進行的解釋性發言中也提到個人崇拜問題。他告誡，為了避免重犯個人崇拜的錯誤，應該堅持集體領導。1954年，赫魯曉夫重新審查了列寧格勒等案件，並對其他一些案件也進行了平反。但是，直到這次大會之前不久，在媒體和領導人的講話中並沒有把個人崇拜、非法鎮壓同斯大林的名字聯系在一起。在赫魯曉夫領導下的黨中央委員會掌握的輿論工具還一直宣傳和頌揚斯大林。在1954年斯大林逝世一周年之際，《真理報》發表的紀念性文章，實際上就是他生前出版的《斯大林傳略》的縮寫本。同年12月，為斯大林誕辰75周年舉行了廣泛的慶祝活動，《真理報》開辟了專欄，刊登紀念逝世領袖的文章，列寧圖書館舉辦了紀念性的展覽，有的地方舉行了群眾集會，還頒發了“爭取各國人民之間的和平”的斯大林國際和平獎。在1953年7月會議以後，赫魯曉夫及其他領導人的講話中，都把大鎮壓的責任推到貝利亞和阿巴庫莫夫身上。在1955年6月準備蘇聯領導人訪問南斯拉夫的文件時，赫魯曉夫和米高揚還堅持把蘇南關系破裂的責任推到貝利亞和阿巴庫莫夫身上。為此他們同莫洛托夫之間還發生過爭論。

看來，只是在準備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的過程中，經赫魯曉夫、米高揚以及中央書記處成員的思考和討論，才把“非斯大林化”列為大會的主旨。根據档案：在1955年11月5日的主席團會議上討論關於12月21日，即斯大林誕辰紀念日，赫魯曉夫提出，只在報紙上刊登這個日期，不舉行集會。卡岡諾維奇認為，應該在工廠裏集會。伏羅希洛夫也說，如果不舉行集會，人們將會反感。布爾加寧和米高揚不主張集會，理由是“要顯示同以前的區別”，“不用束縛自己”。米高揚還提出：我們“有斯大林獎金，而列寧卻沒有。應該認真想一下，為什麽沒有人提出這個問題？”卡岡諾維奇針對赫魯曉夫反駁說：“從這一立場攻擊我沒有理由。我支持中央反對個人崇拜的路線。我同你，赫魯曉夫，沒有差別。但有一些微小差異。沒有反對你的鬥爭意圖。我建議形成決議——怎樣紀念斯大林的生日？”薩布羅夫說：“赫魯曉夫提出的問題正確。”^{[26]根據會議記錄，莫洛托夫和馬林科夫沒有出席這次會議。莫洛托夫這時正在日內瓦參加四國外長會議，馬林科夫缺席的原因不詳。這是代表大會之前在主席團內圍繞斯大林問題發生的第一次爭論。}

大約就在這前後，赫魯曉夫和米高揚開始找一些恢復了名譽的知情人交談大鎮壓與斯大林的關系問題。據現有資料可知：赫魯曉夫找過A.B.斯涅戈夫，他是一位老布爾什維克，早年在烏克蘭作過赫魯曉夫的領導，30年代初，曾擔任過聯共（布）外高加索邊疆區黨的組織部長和政治局委員，同貝利亞共過事，也認識米高揚。1937年、1939年兩度被捕，被監禁15年。1953年審判貝利亞時把他從監禁地提出來作證。1954年被召回莫斯科，得到平反並恢復黨籍，被派到內務部作政委。米高揚同О.Г.沙圖諾夫斯卡婭談過話，她是1916年入黨的老黨員，曾在莫斯科做組織工作，赫魯曉夫認識她，後來遭流放，1953年被釋放，恢復了黨籍，分配到中央監察委員會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