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短的結論（第2/7頁）

[5] 《彭真年譜（1902～1997）》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

[6] 有些中國研究者對俄國档案抱著不以為然的態度，這從1996年對於俄國學者列多夫斯基《米高揚秘密出使中國（1949年1～2月）》一文（Ледовский А. М. Секретная миссия А.И. Микояна в Китай［январь-февраль 1949г.］//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5，№2、№3，中譯文見《國外中共黨史動態》1995年第5期，《黨的文獻》1995年第6期，1996年第1、3期）的“圍攻”便可感覺到。該文引用了米高揚1960年9月22日向蘇共中央主席團提交的關於這次使命的報告全文，以及報告所附的詳細引文。由於米高揚的結論及其所附文件與中共當時的實際做法以及中共在黨內文件中表述的對待資產階級黨派的立場完全不同，有不少中國研究者撰文（至少四篇）對此提出質疑，甚至直接否認俄國档案的真實性。直到2000年俄國發表了米高揚所附档案的全文（Ледовский А.М. Две телеграммы из переписки Мао Цздуна с И.В. Сталиным //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2000，№6），這場爭論才算了結。這件事給人的啟示在於：研究者不應因档案內容不符合自己的觀點就輕易否定档案的真實性；档案本身固然不是歷史，但往往是解開歷史謎團的鑰匙。

[7] 著重考察蘇聯對華政策的研究成果不多，可見張盛發《從消極冷漠到積極支持——論1945～1949年斯大林對中國革命的立場和態度》，《世界歷史》1999年第6期；薛銜天、劉成元《蘇聯與東北革命根據地》，提交“中俄關系的歷史與現實”學術討論會論文，哈爾濱，2003年8月。

[8] 筆者關於這個問題的詳細論述見《蘇聯出兵中國東北：目標和結果》，《歷史研究》1994年第5期。另參見薛銜天《中蘇關系史（1945～1949）》有關章節。

[9] 筆者關於這個問題的專門論述，見《斯大林的“聯合政府”政策及其結局（1945～1947）》，《俄羅斯研究》2007年第5期，第71～77頁；第6期，第77～85頁。

[10] 轉引自Chares Mclane，Soviet Policy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s，1931-1946，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58，p.182。

[11]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1945，Vol.7，Washington D.C.：GPO，1969，pp.338-340；彼得羅夫與赫爾利的談話備忘錄，1945年5月10日，АВПРФ（俄羅斯聯邦對外政策档案館），ф.0100，оп.33，д.14，п.244，л.120-125，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Том. Ⅳ，с.37-40。

[12] 《毛澤東選集》（合訂本），人民出版社，1967，第1004～1006頁；斯克沃爾佐夫致莫洛托夫的信，1945年2月3日，АВПРФ，ф.0100，оп.35，д.11，п.237，л.34-38；斯克沃爾佐夫與王若飛的會談備忘錄，1945年6月29日，АВПРФ，ф.0100，оп.33，д.14，п.244，л.99-103，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Том. Ⅳ，с.10-14、68-71。

[1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第391～393頁。關於蘇聯的援助，毛澤東在1945年8月13日講話中稱：在抗戰期間，“解放區的人民和軍隊”，“毫無外援”（《毛澤東選集》，第1070頁）。但據季米特洛夫的日記，通過共產國際，蘇聯在1938年2月、1940年2月和1941年7月分三次向中共提供了180萬美元的直接援助。見Димиитров Г. Дневник（9 март 1933-6 феврари 1949），София：Универсстетсйо издарелство“Св. Климент Охридски”，1997，с.137、190、238-239。

[14] 斯克沃爾佐夫與王若飛會談備忘錄，1945年6月29日，АВПРФ，ф.0100，оп.33，д.14，п.244，л.99-103，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Том. Ⅳ，с.68-71。

[15] 中央档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5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第215、213～214、234～235頁；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0，第613頁。

[16] 毛澤東給程耿賀林的指示，1945年8月20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年）》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第8～9頁。

[17] 關於莫斯科的這封電報，首先是毛澤東在1956年4月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提到的，內容如上述（《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第286頁）。據胡喬木回憶，在1960年7月的北戴河會議上周恩來說，電報已經不存在了，可能燒了，時間是22日或23日，內容同前。劉少奇在會上又補充了一句：他們說我們的路線是錯誤路線，要重新考慮我們的路線（劉中海、鄭惠、程中原編《回憶胡喬木》，當代中國出版社，1994，第401頁）。有關這個問題的俄國档案目前尚未解密，但季米特洛夫的日記證明，確有這樣一封電報。根據日記，8月18日季米特洛夫與卸任不久的駐華大使潘友新共同起草了致毛澤東的電報，意思是“因為形勢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建議中國共產黨人改變對蔣介石政府的路線”。第二天，莫洛托夫表示同意這個電文（Дими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с.493）。至於收到電報的日期，《周恩來年譜（1898～1949）》（第615頁）注明為“22日前後”。考慮到該電報應在19日以後發出，而中共的戰略方針20日如故，21日開始改變（見後），故筆者斷定中共收到電報的時間應該在20～21日之間。另外，按照師哲的回憶，斯大林先後發來兩封電報（師哲回憶、李海文整理《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第308頁），此事目前尚無法查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