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大難臨頭:“猶太人反法西斯委員會案”審判始末(第6/7頁)

[138]所謂政治局決議,幾乎就是1952年4月3日伊格納季耶夫和留明將起訴書呈送斯大林時在附函中提出的建議:除什泰恩外,將所有被告判處極刑——槍決。除了把對什泰恩的判決從流放邊遠地區10年改為5年之外,國家安全部的建議立即得到斯大林和政治局的批準。因此,切普佐夫的一切努力都付之東流,除了執行馬林科夫的指示外,他已經無力回天。

1952年7月11日,切普佐夫宣布猶委會案法庭調查完畢。7月18日,最高法院軍事審判庭按照聯共(布)中央政治局的指示,對“猶太人反法西斯委員會案”做出終審判決。8月12日,洛佐夫斯基、費費爾等13人被槍決。什泰恩被發配到邊遠地區的勞改營。他們所獲得的各種獎章和勛章也被全部剝奪。布雷格曼因為心力衰竭1953年1月23日死於獄中。[139]俄國學者雅可夫·拉波波特寫道:“蘇聯猶太文化被置於行刑隊面前,它最優秀的代表被從肉體上消滅了。”[140]

“猶太人反法西斯委員會案”不僅是一個多幕劇,而且是一個連續劇。悲劇的規模並不局限於洛佐夫斯基等15名被告。1948~1952年,受到此案件牽連而遭到逮捕並被追究刑事責任的還有110人。其中有10人被判處極刑,95人分別被判處5~25年的勞改或者流放,被捕後終止訴訟的僅5人。[141]例如,猶委會代理責任書記海菲茨在猶委會被查封後不久,即被指控參加“有關猶太復國主義陰謀”而被捕,1952年8月,受到單獨審判,判處在勞動集中營監禁25年,斯大林死後不久獲釋;《團結報》代理責任編輯日茨,1949年被捕,1954年10月死於獄中;猶委會的編輯瑙姆·列文(1950年11月22日)、記者馬裏亞姆·艾森施塔特(1952年7月30日)、武裝部隊授銜委員會副主任阿倫·托卡裏(1952年8月1日)都因為被指控在猶委會的掩蓋下,從事反蘇間諜活動和民族主義活動等罪名先後被槍斃……不僅如此,“猶太人反法西斯委員會案”就像一股可怕的龍卷風,在蘇聯社會四處盤旋,張開了血盆大口,準備吞噬更多的無辜者。因為,斯大林還遠遠沒有達到他的真正目的——驅逐整個猶太民族,並且在蘇聯掀起新的一輪大清洗。

1940年代末到1950年代初,斯大林在蘇聯和東歐國家掀起了一股反猶主義狂潮。這一政策顯然是與那一時期國際冷戰形勢的惡化分不開的。當時,“蘇聯在東西方冷戰中總體上處於下風”。[142]1948~1949年,蘇聯在長達一年多的柏林危機中一無所獲,與此同時,因為蘇南沖突,蘇聯還失去了南斯拉夫這個在歐洲最大的盟友。1949年9月,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正式建立,美國在歐洲大陸組成了一個遏制蘇聯和東歐國家的弧形包圍圈。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東西方之間的冷戰達到新的高潮。就在此時,蘇聯一手扶持建立起來的以色列為了尋求美國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的援助,公開放棄了冷戰初期的中立政策,支持美國出兵朝鮮,開始向美國靠攏,蘇以關系逐漸惡化。這種形勢對於蘇聯的內外政策產生了重要影響。種種跡象表明,斯大林當時已經在為新的戰爭做準備,他希望通過新的戰爭來埋葬資本主義制度,在全世界建立社會主義制度。而下一場戰爭的對手無疑將是美國。當時,兩國不僅在心理上已經處於戰爭狀態,而且雙方的飛行員事實上已經在朝鮮戰場上暗中交火。1951年10月6日,斯大林在關於原子彈問題答《真理報》記者問時說,“一旦美國進攻我國,美國統治集團就將使用原子彈。正是由於這種情況,蘇聯才不得不備有原子武器,以便有充分準備來對付侵略者。”[143]1953年1月13日,《真理報》發表了揭露“醫生陰謀”的文章——《披著醫生和教授外衣的卑鄙的間諜與謀殺者》,其中蘇聯方面就指責美英“在狂熱地準備新的世界大戰”。[144]在美國,猶太人勢力舉足輕重。不論是蘇聯還是東歐國家的猶太人都與他們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猶太人憎恨蘇聯是因為蘇聯對他們不公平,猶太人熱愛美國是因為美國支持以色列”。[145]一旦戰爭爆發,這些親美、把以色列視為自己真正的祖國的猶太人無疑就會成為美國的第五縱隊,成為蘇聯的背叛者。1951年10月,蘇聯國家安全部副部長留明在審問被捕的列·羅·舍伊寧時一語道破天機:美國“現在是我們的主要敵人”,所以,“在我們的時代,敵對的活動和計劃均與美國難脫幹系”。[146]1952年12月1日,斯大林在中央委員會主席團會議上講話時更直言不諱地指出:“任何一個猶太人都是民族主義者,都是美國情報機關的間諜。猶太民族主義者認為,美國拯救了他們的民族……他們認為自己欠了美國人的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