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大難臨頭：“猶太人反法西斯委員會案”審判始末（第5/7頁）

其實，整個審判過程從一開始就暗藏玄機。首先，按照此次審理組織者的意圖，作為猶委會領導人的費費爾被列為第一個受審者。對費費爾的審問是“此案審理的關鍵部分”，其目的就是“為整個審理過程定下基調，以摧垮所有其他被告人的意志”。由於費費爾早就與國家安全部達成了合作協議，所以，他開始時不僅完全承認了起訴書上幾乎所有的罪名，而且頑固堅持對其他被告，特別是對洛佐夫斯基所提出的各種嚴厲指控。但是，在審理進行到一半的時候，案情突然發生了戲劇性轉折。費費爾在一次秘密開庭（即其他被告回避）時推翻了自己所有的口供，並且供認自己是國家安全部的密探。他揭穿了國家安全部策劃此案以及強迫他在法庭上作偽證的陰謀，明確指出，“我供說戈爾德貝格是蘇聯的敵人和間諜那全是捏造。……這沒有任何事實可以證明”，同羅森貝格之間所謂的間諜聯系也是如此，他證實說，“控告我們這些猶委會的成員們進行間諜活動，也就是據說仿佛按照我們同一些反動群體達成的協議往美國寄送間諜材料這一條沒有任何證據，沒有確鑿的事實依據”。他在法庭上作最後補充供述時明確表示：“猶委會在工作中雖然也有個別的錯誤，但它不是一個民族主義的中心。……對《團結報》的鑒定結論我認為是不正確的，因為我不能設想在蘇聯國內眾目睽睽之下可能有像鑒定所形容的那樣的敵對性報紙的存在。”^[135]

其次，國家安全部副部長留明一直在暗中幹預此案的正常審理工作。在偵查的最後階段，布雷格曼、希梅利奧維奇、什泰恩和馬爾基什已經撤回了他們的供詞並且否認了他們的罪行。留明卻對上級機關隱瞞了這一事實。由於蘇聯最高法院沒有自己獨立的審判大樓，軍事審判庭只好臨時借用國家安全部的會議室作為審判庭，不料留明不僅在審判庭內部安裝了竊聽設備，而且在休庭期間，指使偵察員一直給被告施壓。更為嚴重的是，當切普佐夫要求留明和他的助手格裏沙耶夫上校給法庭提供指控戈爾德貝格和諾維克是間諜的證據時，竟遭拒絕。與此同時，最高法院軍事審判庭還對鑒定結果進行了審查。結果發現其中存在著嚴重的疏漏和弄虛作假問題。切普佐夫最後斷定，沒有證據證明猶委會蛻變成了一個從事反蘇民族主義活動的中心，個別未獲證實的事件也證明不了猶委會與美國勾結從事間諜活動的指控。因此，“顯而易見，在該案當中，不可能用這樣沒有得到檢查和不可靠的材料去判刑”。^[136]

作為一個當時罕見的有良知的法官，切普佐夫試圖把案卷退回國家安全部進行補充調查。為此，在審判過程中，他多次乘休庭之機去拜訪伊格納季耶夫，向他反映留明及其偵察員偽造證詞的行為，但是沒有得到這位新任國家安全部部長的支持。事實上，伊格納季耶夫當時已經被正在同時進行的“醫生陰謀”案件搞得焦頭爛額，斯大林甚至威脅他：“假如你不揭露這些醫生當中的恐怖分子和美國間諜，那麽你就將呆到阿巴庫莫夫現在所呆的地方。”^{[137]在這種情況下，伊格納季耶夫哪顧得上去理會他早就心知肚明的“猶太人反法西斯委員會案”呢？為了維護法律的尊嚴，切普佐夫在1952年6月16日暫時中止了審訊工作，並且四處奔波，先後向蘇聯總檢察長薩福諾夫、最高法院院長沃林、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什基裏亞托夫、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尼·米·什維爾尼克等領導人匯報了該案的案情，提出必須進行補充調查。但是，這些領導人在了解他的意圖後不是拒絕接見他，就是建議他向中央委員會書記馬林科夫提出呼籲。不久，根據切普佐夫的請求，馬林科夫接見了他，伊格納季耶夫與留明在座。聽完切普佐夫的陳述後，馬林科夫讓留明發表意見。留明對切普佐夫橫加指責，指控他“在對待人民敵人的問題上犯了自由主義”，說他“故意將審判推遲了兩個月以便被告得以推翻之前在偵察中所做的供詞”，而且控告他誹謗國家安全部。切普佐夫原以為馬林科夫會支持他的意見，卻沒有料到事與願違。馬林科夫聲色俱厲地斥責他說：“你到底想幹什麽？這個案子的所有判決已經得到了人民的批準，難道你還要我們在這些罪犯面前下跪嗎？中央政治局已經討論了3次，你執行政治局決議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