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兩難抉擇：以色列建國及其對猶委會的致命影響（第5/5頁）

由於猶委會表現出來的對蘇聯猶太人利益的損害，他們最終也被自己的同胞所唾棄。1948年10月8日，一位來自莫斯科的猶太老人在給費費爾、日茨等人的匿名信中對愛倫堡在《團結報》發表的鼓吹同化論的文章進行了猛烈抨擊。他明確表示，“猶太民族不想聽到愛倫堡的建議”。他對猶委會領導人贊同愛倫堡的觀點感到難以置信，並且指出，“如果偉大的米霍埃爾斯讀了愛倫堡在《團結報》上的文章，他會因憤怒和悲傷而在自己的墳墓中輾轉反側。”^{[99]1948年11月25日，一位名叫摩西·戈裏德曼的猶太人在給日茨的信中把緊隨愛倫堡在《團結報》上發表文章的日茨比作跟著一只“大狗”狂吠號叫的“小狗”，譴責他對猶太人“在我們可愛的社會主義祖國”到處從所有重要職位上被解雇、對許多機構拒不接受猶太畢業生的反猶現象視而不見，而為了一己之私利，阿諛奉承，“扮演白癡”。信的末尾說，“愛倫堡厚顏無恥地以全體蘇聯猶太人的名義講話。他沒有這個權利。而您也根本沒有任何權利代表猶太人講話。”[100]從蘇聯猶太人利益的代言人到最後被猶太同胞剝奪了代表他們講話的權力，猶委會在蘇聯猶太人心目中的地位一落千丈。猶委會之所以對蘇聯政府惟命是從，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維持自身的生存。然而，這不僅未能挽救它的命運，而且毀掉了多年的聲譽。}

1948年5月以色列建國對蘇聯猶太人和猶委會的命運產生了重要影響。蘇聯國內的反猶政策驟然加劇。如果說此前斯大林對於猶太人的打壓更多的是出於擔憂和懷疑的話，那麽現在他的想法則完全得到了證實。在蘇聯那樣封閉的社會裏，猶太人對以色列的狂熱認同和支持被當局看成是對蘇聯的嚴重不忠，是對共產主義思想的背叛，“在斯大林看來，它就像危險的資產階級猶太民族主義在破壞蘇維埃國家的權威”。^{[101]斯大林後來在一次中央委員會主席團會議上明確指出，“任何一個猶太人都是民族主義者，都是美國情報機關的間諜”[102]，蘇聯國家安全部副部長留明指控猶太民族“是一個間諜民族”[103]，顯然都是源於這一事件。1948年6月，第一次柏林危機爆發，美蘇冷戰日趨白熱化。在這種形勢下，斯大林認為，萬一同美國發生戰爭的話，那麽仇視蘇聯、與美國和以色列有著難以割舍的親情聯系的蘇聯猶太人就會成為西方的“第五縱隊”，從背後對蘇聯人民下手，直接威脅國家的生存。更為嚴重的是，這種猶太復國主義情緒不僅表現在蘇聯普通猶太民眾身上，而且反映在克裏姆林宮內部某些人物的言行當中。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員伏羅希洛夫元帥的猶太人妻子伏羅希洛娃·葉卡捷琳娜·戈爾普曼在以色列國成立當天掩飾不住自己的興奮，激動地對自己的家人說：“今天我們終於有自己的祖國了。”[104]在1948年紀念十月革命勝利30周年的外賓招待會上，莫洛托夫夫人、蘇共中央委員熱姆丘任娜與以色列公使果爾達·梅厄和其他外交人員用意第緒語進行了傾心長談，最後還意猶未盡地說，“祝你們一切安好！那樣所有的猶太人事情就好辦了。”[105]在斯大林看來，這說明猶太復國主義勢力已經滲透到了蘇聯政權的心臟地帶，威脅到了國家的基礎。}

為了消除蘇聯猶太人狂熱的民族主義和猶太復國主義情緒，斯大林隨即在國內加強了反對“世界主義者”的運動，運動的性質也從最初的批判、降職、解雇升級到逮捕、流放和槍斃。“從1948年到1953年，數以千計的猶太知識分子、科學家、政治領袖、國家安全部職員和私營單位人員都遭到無情地審訊，丟掉職位，並且公開地受到嘲弄、奚落、恫嚇和監禁。許多人被槍斃。”^{[106]猶委會雖然對蘇聯當局忠心耿耿，但是，它與美國的聯系最為廣泛，是斯大林心目中“世界主義者”的典型代表，是蘇聯猶太人的文化精英和精神領袖。大量的事實證明，斯大林在內心深處不僅把蘇聯猶太人看成是一個民族群體，而且把猶委會看成是他們的代表，無論蘇聯猶太人還是猶委會都是“潛在的危險的‘外國人’，敵視蘇聯政權和他個人”。[107]按照斯大林的邏輯，要消滅一個民族，首先就要消滅這個民族的文化和精英。於是，猶委會就在劫難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