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大難臨頭：“猶太人反法西斯委員會案”審判始末

“猶太人反法西斯委員會案”是美蘇冷戰時期的不幸產物。它的出籠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醞釀和炮制過程，並且與冷戰的發展歷程幾乎是亦步亦趨的。早在1946年10月12日，蘇聯國家安全部就向聯共（布）中央和蘇聯部長會議呈送了《關於猶太人反法西斯委員會某些工作人員的民族主義表現》的報告。此後，國家安全部便盯上了猶委會。1947年12月，在偵辦斯大林私生活泄密一案中，國家安全部通過嚴刑逼供迫使伊薩克·戈爾德施泰因在誣陷猶委會的審訊記錄上簽了字。該記錄指出，“戈爾德施泰因曾聽格林貝格講，後來又通過他親自同猶委會的領導人交往了解到，洛佐夫斯基、費費爾、馬爾基什還有其他一些人利用猶委會作掩護，從事據說仿佛是反蘇的民族主義活動，與國外的反動猶太人群體保持密切的聯系，並進行間諜活動。”1947年12月28日，國家安全部據此逮捕了蘇聯科學院世界文學研究所高級研究員、猶委會成員紮哈爾·格林貝格，然後使用欺騙的方法誘使格林貝格於1948年3月1日在事先編造的“審訊記錄”上簽了字^{[108]，其中詳細供述了猶委會的民族主義活動以及米霍埃爾斯、費費爾、洛佐夫斯基在這種民族主義活動中所起的作用，證實了戈爾德施泰因的供詞。1948年1月10日和3月1日，阿巴庫莫夫先後把審訊戈爾德施泰因和格林貝格的筆錄分別呈送聯共（布）中央委員會。正是這些假口供成為“有名的猶太人反法西斯委員會案的起因”。[109]}

事實上，1948年1月12日國家安全部受命謀殺米霍埃爾斯後，阿巴庫莫夫就明白：此舉“必將成為一個更大規模‘案件’的開始”。^{[110]1948年3月26日，他給斯大林、日丹諾夫和阿·亞·庫茲涅佐夫呈交了一份長達15頁的文件——《蘇聯國家安全部就猶委會的嚴重問題致蘇聯部長會議的報告》，直言不諱地指控“猶太人反法西斯委員會的領導人是積極的民族主義分子，他們面向美國人，實質上在進行反蘇的民族主義活動”。猶委會前主席米霍埃爾斯把費費爾、馬爾基什等一大批與自己志同道合的民族主義的猶太權威人士拉進猶委會，和他們一起“把猶太人反法西斯委員會用來作為進行反蘇活動的掩護”。[111]該報告與此前其他相關報告最大的不同之處在於：它第一次把叛國罪加到猶委會身上，從而“加速了1952年對猶太人反法西斯委員會成員的審訊乃至判決的步伐”。[112]}

1948年，捷克斯洛伐克爆發“二月事件”，4月，斯大林采取措施封鎖了西柏林，東西方兩大陣營之間的對抗加劇，形成了第一次冷戰高潮。在這種形勢下，斯大林對猶太民族固有的敵視和疑慮日益加劇。為了在與西方的冷戰中清除一切潛在的威脅和異己力量，蘇聯當局決定對國內這個唯一具有影響力的猶太人組織采取斷然措施。1948年11月20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批準蘇聯部長會議主席團“授權蘇聯國家安全部立即解散猶太人反法西斯委員會，因為事實表明該委員會乃是反蘇宣傳的中心，並且經常向國外情報機關提供反蘇情報。同時，據此查封該委員會的報刊出版機構。接管委員會的善後事務。目前不逮捕任何人”。^{[113]次日，國家安全部秘密查封了猶委會辦公大樓，所有档案與書籍都被打包用卡車運往國家安全部的倉庫。在蘇聯歷史上存在了7年之久、曾經輝煌一時的猶委會及其機關報《團結報》就這樣一起被腰斬了。}

斯大林關於解散猶委會但“目前不逮捕任何人”的決定非常短暫。1948年12月下旬，大規模的逮捕就已經開始。12月24日，猶委會領導人費費爾第一個被捕，並且被直接關進國家安全部的內部監獄。阿巴庫莫夫在當天夜裏就對費費爾進行了審問，並威脅他說，如不招認，就要挨打。^{[114]隨後，費費爾按照阿巴庫莫夫的指示開始誣告猶委會的相關成員和其他與猶委會有關的人。12月24日晚上，正在包特金醫院住院的莫斯科國家猶太劇院藝術指導祖斯金被捕。1949年1月13日，猶委會主席團成員希梅利奧維奇和尤澤福維奇被捕。1月下旬逮捕達到高潮。在“猶太人反法西斯委員會案”的15名被告中，有9名都是1月24～28日這短短的幾天時間裏被捕的。其中包括：猶委會主席團成員貝格爾森、伊·謝·瓦堅貝格及其妻子柴·謝·瓦堅貝格-奧斯特洛夫斯卡婭、克維特科、洛佐夫斯基、布雷格曼、馬爾基什、什泰恩、蘇聯情報局官員埃·伊·泰烏明。該案最後一個被捕的是蘇聯情報局官員列·雅·塔爾米（1949年7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