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戰後對朝鮮托管政策的提出與蘇聯的反應

美國托管政策構想的提出及蘇聯反應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世界各地，尤其是亞太地區的反殖民主義浪潮再次興起，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要求民族解放、民族獨立的呼聲日益強烈。

最早對戰後殖民地處置問題進行思考的是美國。作為《大西洋憲章》和《聯合國宣言》的發起國之一，美國需要維護其支持民主和民族自決的一貫立場，避免被指責繼承新老殖民主義者的衣缽。因此，美國不願也不可能采取傳統殖民主義的方法實行統治。但同時，美國基於其在西半球及遠東地區安全和利益的考慮，有必要在戰後控制一定的殖民地及委任統治地區，以維護美國的海上交通線。美國政府認為，法西斯戰敗後，其占領的許多地區將出現“權力真空”，那裏的人民按照美國的標準，尚不具備獨立和自治的能力，如不加以控制，將會導致持續的混亂和無政府狀態，甚至會因大國的介入而引起國際沖突，其結果勢必會影響這一地區的穩定，危害美國的戰略利益。為了解決這種矛盾，羅斯福政府提出了建立國際托管制度的構想。^[5]

美國提出的托管制構想很快引起蘇聯的關注。對於托管制，蘇聯的態度是矛盾的：從意識形態層面來看，蘇聯認為托管不過是殖民地宗主國為掩蓋及維護殖民權益行徑而構想的資產階級統治機構，因此對托管制本身是持反對立場的；但從國家利益層面來看，蘇聯為了擴大自身的勢力範圍，在針對托管制進行討論的國際會議中又采取了積極參與和合作的立場。蘇聯和西歐殖民主義國家不同，由於蘇聯沒有殖民地及占領區域，因此莫斯科需要考慮的是，以何種方式使殖民地既脫離原殖民國家，又能讓自己參與到該地區政治事務中。縱觀1943～1945年期間蘇聯在托管制問題上的立場，將托管原理作為蘇聯在殖民地使其主張及影響進一步合法化的手段，為實現蘇聯的國家利益而被蘇聯很好地加以利用。^[6]

美國的政策制定者很早就意識到戰後朝鮮接受外部勢力間接統治的必要性，1942年2月20日美國國務院官員蘭登在其所遞交的報告書中就明確指出：“朝鮮獨立過程中的難題很多。朝鮮國民在37年中缺乏統治經驗及自主國防相關的意志。此外，接受過現代經濟組織及管理等相關培訓教育的人寥寥無幾。一般來看，等朝鮮人自己具備統治及防禦能力時，需要一代人的時間，在此期間國際保護及指導是很有必要的。由於國內情況不佳，獨立須借助外部力量。”^[7]

1943年3月，羅斯福在白宮向英國外交大臣艾登和盤托出了對日本在亞洲和太平洋的委托統治地和殖民地實行國際托管的設想，其中關於戰後朝鮮的前途問題，羅斯福明確提出由美中蘇三國實行托管。^{[8]相關內容在時任國民政府外交部部長的宋子文於1943年4月2日發回的外交文書中也有所反映：“朝鮮問題，英、美軍認為應獨立，但暫時須由同盟國負責監護之責。”[9]}

於是，戰後朝鮮將由大國托管的消息不脛而走，這對於強烈渴望獨立的朝鮮人民來說，無疑是“當頭一棒”，朝鮮的政黨及團體紛紛對此表示反對，並寄希望借助蘇聯力量阻止托管制在朝鮮的實施。1943年5月10日，由流亡在重慶的韓國獨立黨、朝鮮民族革命黨、朝鮮民族解放黨、朝鮮無政府主義者聯盟、朝鮮婦女愛國者聯合、朝鮮青年聯合發起的自由朝鮮人民群眾大會主席團給斯大林寫信，向斯大林表達了朝鮮人民要求獨立、反對托管的訴求：“一、為保障我們的人民永遠生存和全人類真正的和平與幸福，我們要求完全獨立。二、我們堅決反對戰後對朝鮮進行所謂國際托管或監督的任何建議，因為這不僅違背我們的意願，從戰略的觀點觀之也不利於對日作戰的事業，並且違背羅斯福—丘吉爾宣言的精神。”^{[10]然而在目前公布的相關文档中，並沒有找到蘇聯或斯大林本人對此信的回應。筆者推測其原因，許是當時蘇聯出於國家利益考量，力求借托管制以擴大其在殖民地影響力，因此在處置戰後殖民地問題上接受了美國的主張。總體而言，在美國提出托管政策的構想後，蘇聯基本采取了一種默認接受並且試圖參與合作的態度。}

戰時國際會議對朝鮮托管政策的討論

1943年11月22～26日舉行的開羅會議上，美英蘇三國首腦商議了劃分日本殖民控制權的問題，但對朝鮮的控制權問題卻采取了擱置態度。會議最終的“開羅宣言”僅就戰後朝鮮的獨立發表了一個原則性聲明，而沒有提到托管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