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蘇聯與捷克斯洛伐克二月事件（第4/14頁）

盡管捷共根據共產黨情報局成立會議的指示，制定了向敵對力量展開進攻的方針，但在具體實施過程中仍把通過議會選舉獲勝列為首選政策。12月29日，蘇聯斯拉夫委員會工作人員斯梅羅爾在向蘇聯外交部提交的《關於捷克斯洛伐克形勢》的報告中介紹了這種情況：黨的領導同志說：“過兩年，那時反動派將被迫認輸”，“現在我們所有的力量都集中在招募人員入黨上，當我們獲得了51%的選票後，那時再從事其他的事情”。斯梅羅爾談到了捷共接收黨員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如什威爾莫娃在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中央紀檢委員會會議上說：“現在很多黨員是群眾黨員：我們黨是群眾性質的黨，而在蘇聯則是由那些精選上來的人組成黨。因此對所有的人來說，通往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的大門是敞開的。我們需要吸收50萬名黨員，接收所有的人，在選舉結束後再進行清洗。”^{[135]捷共在招募黨員的工作中取得了很大成績。從1947年9月到12月，約有15萬名新黨員加入捷共和斯共，其中包括從其他黨派轉入的黨員。到1948年初，捷共計有126.6萬名黨員，斯共計有15萬名黨員。[136]然而，何時開始向對手展開進攻的問題則被拖延下來。}

與此同時，資產階級政黨集團也在為奪權做著積極準備。11月，社會民主黨召開代表大會。與會代表以283：182壓倒多數的選票解除了費林格的黨主席職務，反共勢力控制了中央委員會。^{[137]貝奈斯知道此事後說：“對他來講，這是自從回到布拉格後最幸福的一天。”[138]12月末，5名國家社會黨人和5名右翼社會民主黨人在國家社會黨領導人德爾蒂納家裏秘密集會，商討奪權計劃。國家社會黨人努力把社會民主黨人拉到自己一方，使該黨同共產黨進行合作成為不可能。會議一致決定，雙方共同保衛“議會民主和公民自由”。[139]}

社會民主黨右轉對捷共的影響非常大，這意味著捷共指望通過聯合社會民主黨獲取議會選舉51%以上的選票組建政府的計劃無法實現。勞什曼回憶說：“1947年底1948年初，哥特瓦爾德曾對我說：‘假如大選在今天舉行，那麽他不排除失去選票的可能。但是，他堅信依靠底層的農業資產階級、城市資產階級和東正教徒，為爭取有利於民族利益的、新的和激進的法律而開展廣泛的宣傳運動，所爭取的法律的確令人民感興趣，這就可以防止選票下滑的局面。’他已經不提51%了。”^{[140]1948年1月，共產黨控制的情報部所轄的輿論研究所舉辦了一次蓋洛普型民意測驗，測驗結果表明，捷共只可能獲得全部選票的28%左右，而1946年時則是38%。考慮到測驗是由共產黨人自己主持的，而且1946年選舉前進行的一次類似測驗的誤差僅有0.5%，捷共有些領導人對1948年春天將要進行的選舉也感到不安。[141]1948年1月，朱裏什在致聯共（布）中央的信函中，擔心捷共有可能遭到與法國和意大利戰友同樣的下場。[142]}

由朱裏什、薩波托茨基、斯洛伐克共產黨領導層，以及一些區黨組織的主管幹部組成的激進派認為，關於政權的問題應該在選舉之前解決。他們把希望寄托在“群眾的革命積極性”上，也就是組織那些把改善自己物質處境的前景與深化社會經濟改革——工業國有化和實行徹底的農業改革——聯系起來的社會貧困階層的大規模行動。^{[143]斯梅羅爾向莫斯科報告說：“黨員的數量和同情我們的非黨員人數在下降，黨針對反動派的鬥爭還不夠，對反蘇的反動派的攻擊還不夠大膽。甚至一些領導同志——諾塞克、涅德雷和朱裏什對我說：‘太多的讓步’。經常可以聽到這樣一些評論：‘黨應該承認，反動派之所以那麽強大是因為提供給反動派太多的自由權’，‘不能再容忍下去了’。可以聽到這樣一些言論‘春天時不得不拿起武器，否則將是他們逮捕我們’。”[144]在內外壓力下，哥特瓦爾德逐漸成為這些激進黨員的支持者。1948年2月，哥特瓦爾德在同蘇聯駐捷代辦博德羅夫會談時表示，在事態這樣發展的情況下，共產黨人“也將采取極端措施，也就是借助於共產黨人現有的內務部和軍隊的絕大多數的支持，以武力徹底奪取國內的全部政權，並對反動派進行徹底的鎮壓”。[145]此後，內務部長諾塞克開始了清洗公安軍的行動，這一事件成為二月事件的導火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