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43年蘇捷條約的簽訂

1943年12月12日在莫斯科簽訂的《蘇捷友好互助與戰後合作條約》是戰爭期間蘇聯同被法西斯德國占領國家簽訂的第一個涉及戰後問題的條約，條約奠定了戰後兩國關系的基礎，也為斯大林制定對中東歐政策提供了一個範式。因此，探討1943年蘇捷條約的形成史，對於理解戰後蘇聯從大國合作戰略出發在東歐推行聯合政府政策具有重要意義。

1939年3月，在希特勒德國及其追隨者匈牙利的操縱下，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被肢解為三個部分：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保護國——形式上保持著獨立，實質上成為第三帝國的組成部分；依附於德國的斯洛伐克共和國；外喀爾巴阡烏克蘭（羅斯）^{[1]被合並到匈牙利，享有自治權。此時流亡在外的捷克斯洛伐克前總統貝奈斯正以私人身份在美國芝加哥大學講學，得此消息後他於3月16日發表宣言，宣布為恢復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而鬥爭，鬥爭的目標是“自由歐洲中的自由捷克斯洛伐克”。[2]是年夏天，貝奈斯返回歐洲領導捷克斯洛伐克民族抵抗運動，任在巴黎成立的捷克斯洛伐克民族委員會領導人。法國潰敗後，民族委員會遷居倫敦並成立了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他給自己設定的目標是促使西方國家放棄慕尼黑協定和承認民族委員會為流亡政府，但西方國家不急於為戰後歐洲秩序和未來各國邊界問題承擔責任。[3]}

正是在流亡期間，貝奈斯反復思考和分析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民主政治發生危機的原因問題，尋找防止今後出現類似情況的途徑。貝奈斯的思想主要體現在他的兩卷本著作《今天和明天的民主》^{[4]中，貝奈斯認為資產階級民主制度在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加速傳播面前引起恐慌是1920～1930年代民主制度崩潰的根本原因。他指出自由民主制度具有軟弱性，無力解決社會問題，例如失業。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主要任務是對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民主進行改造。在構想戰後捷克斯洛伐克的民主制度時，貝奈斯計劃在“集體化”和“社會化”（非革命的方式）的基礎上來改造社會、政治和經濟生活，即綜合資本主義制度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優點來完善議會民主制度。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他贊同共產主義學說。他寫道：“我不會走的那麽遠，我相信必須對今天的民主進行改造，我會努力去這樣做。”[5]慕尼黑事件促使貝奈斯思考捷克斯洛伐克對外政策的重新定位問題，他提出了讓捷克斯洛伐克充當“東西方橋梁”的思想。貝奈斯不信任西方，當時西方同希特勒簽訂慕尼黑協議出賣了捷克斯洛伐克，以及還擔心戰後德國復興再次發動新的侵略戰爭，認為資本主義民主制度無力抵抗納粹威脅，貝奈斯把捷蘇同盟看作是防止德國新的侵略的保障。用他的話來表達就是“50%面向東方，50%面向西方，而不是100%面向西方”，這就是著名的“貝奈斯公式”。[6]但是，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僑居倫敦這一事實不可避免地使自己的對外政策在某種程度上受制於英國政府的態度。英國在戰後構想中給捷克斯洛伐克設定的命運是成立波捷聯邦，此舉既有防範戰後德國復興再次對外發動侵略的目的，也有反蘇的意圖。1940年11月11日，在英國的倡導下，捷克斯洛伐克同波蘭簽訂了戰後成立聯邦的宣言。然而，該計劃能否成功取決於兩個關鍵因素：一個是蘇聯對戰後成立捷波聯邦的態度，一個是波蘭同蘇聯能否建立友好關系。}

蘇德戰爭爆發後，蘇英兩國經過長時間的爭吵最終於1942年5月在倫敦簽訂了英蘇戰時同盟條約。貝奈斯參加了蘇英同盟條約的簽字儀式，他對條約大為贊賞，認為這項條約“百分之百地符合現在和戰後政策”，並“為戰後協調奠定了基礎，確定了俄國和英國在歐洲的長時期的共同政策”。^{[7]貝奈斯希望能以蘇英條約為藍本同蘇聯也簽訂這樣的條約。5月7日，在發給捷駐蘇大使費林格的電報中，他談到了自己的想法：“我經常思考這樣一個問題，我本人應該在合適的時候去一次俄國”，“英蘇條約簽訂後，中歐問題就變得迫切了，包括我們和波蘭的問題，關於聯邦的問題，多瑙河的問題，德國問題。我認為必須及時地同俄國人談這些問題。”[8]}

6月9日，蘇聯外交部長^{[9]莫洛托夫在訪問美國後再次返回倫敦時同貝奈斯進行了會談。莫洛托夫向貝奈斯闡述了蘇聯同波蘭流亡政府之間的關系現狀，他說：“波蘭流亡政府不值得信任。”鑒於此，莫洛托夫表達了對組建波捷聯邦動機的懷疑。貝奈斯試圖從捷克斯洛伐克的地緣政治角度進行解釋，他說：“捷克斯洛伐克同德國、奧地利和匈牙利為鄰，因此同波蘭締結協定對捷克斯洛伐克的生存具有重要意義。”此外，貝奈斯還提到了組建波捷聯邦的三個前提條件：“1.在國外準備的聯邦草案只能等到解放後通過全民公決的方式實行；2.波蘭必須改變自己的社會結構，必須同捷克斯洛伐克的社會結構相近；3.波蘭必須同蘇聯解決一切糾紛，並同蘇聯建立友好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