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政府”政策在蘇聯勢力範圍內的實施

在蘇聯的周邊國家，情況有些不同。根據“百分比協議”和多次會議的談判，西方承認了蘇聯在其所占領的東歐和巴爾幹地區的勢力範圍。不過，雅爾塔會議通過的《被解放的歐洲國家宣言》規定，必須用民主的方法來解決這些國家的政治和經濟問題。^{[42]為了保證與西方的合作，斯大林履行了自己的諾言，即在這一地區推行選舉制和“聯合政府”政策，盡管具體做法在各國大相徑庭。}

保加利亞是戰後歐洲共產黨控制政府的第一個國家。1944年9月5日蘇聯突然向保加利亞宣戰以及三天後的順利進軍，導致保政府迅速癱瘓，以季米特洛夫和科拉羅夫遙控的工人黨為首的愛國陣線借此機會成功地發動了不流血政變，並成立了以格奧爾吉為總理的祖國陣線政府。^{[43]通過對軍隊及政府各部門的清洗，工人黨迅速控制了權力。接近1944年底時，工人黨在愛國陣線委員中的比例已達54%，在84個城市中有63個市長，在1165個村莊中有879個村長，是由工人黨員擔任的。[44]然而，工人黨的做法引起了莫斯科的不滿。12月13日季米特洛夫請求斯大林接見即將返回索菲亞的科拉羅夫，並商談保加利亞問題。斯大林以工作繁忙為由拒絕了，但卻對保加利亞出現的緊張局勢提出了嚴厲批評：“共產黨人的調子太高”，科拉羅夫現在回國只能加劇局勢惡化——“他們完全會發瘋的”。季米特洛夫隨即給工人黨中央發去密電，指示他們對同盟者“要表現出最大的機動性和靈活性，不要唱進攻性的高調，不要擺出共產黨人在政府和祖國陣線中起領導作用的架勢”。電報強調，“必須避免政府危機，更不能去促成這種危機”，“在當前局勢下只有對國家事務實施集體領導才是可行的，這就要求我們實行某些自我約束”。[45]不久，斯大林直接告訴保加利亞人：“當我們認為建立蘇維埃政權是通向社會主義的唯一途徑時，這也許是錯誤的。也許其他方式——成立民主共和國或在一定情況下建立立憲君主政體——也能實現社會主義。”“你們已經建立起愛國陣線政府，這是一件好事。它應該得到加強，可能的話還要擴大一些。不要拒絕任何在反法西斯主義鬥爭中能夠利用的人。”[46]到1945年夏天，為抗議工人黨企圖壟斷權力的做法，反對派提出推遲選舉，並得到美英等國的支持。季米特洛夫對此憤怒不已，莫斯科則表示必須做出讓步。此前，斯大林已經否定了季米特洛夫準備把農民領袖佩特科夫趕出政府的主張。面對可能出現的國際政治危機，斯大林又建議工人黨同意推遲選舉，並允許反對派合法化，以便能夠掌握和利用他們：“反對派的存在關系到你們的切身利益，如果你們能夠做好工作，那麽你們就能夠控制住佩特科夫的反對派並在許多場合利用他們。”[47]正是由於這次讓步，波茨坦會議才在保加利亞和巴爾幹問題上做出了令莫洛托夫感到滿意的決議：“實際上承認了這個地區是我們（蘇聯）的勢力範圍。”[48]推遲選舉以後，10月30日斯大林接見了保加利亞工人黨領導人。斯大林再次告誡說：“你們應該提出這樣的觀點，沒有反對派任何一種政府都不可能是民主的。”至於國家的發展方向，斯大林指出：“不要忘記，在你們國家，社會主義制度的發展可能會有所不同——通過議會。這條道路很漫長，但實現的目標是一樣的。”[49]後來，季米特洛夫的遊說使斯大林相信保加利亞的反對派已經執行了反蘇路線，從而導致莫斯科決心在那裏開始采取強硬立場——對反對派不予理睬，也不再進行任何談判，而用巧妙的行動加以摧毀；拒絕佩特科夫進入政府，而挑選其他黨作為反對派取代之。[50]即便如此，斯大林仍然沒有從總體上改變其基本方針。1946年9月2日斯大林再次當面向季米特洛夫指出：因為“所處時代的形勢完全不同”，保加利亞將“經由一條特殊的道路——不用無產階級專政而過渡到社會主義”，而“不要模仿俄國共產黨人”。[51]}

由於戰前受到西方綏靖政策的傷害，捷克斯洛伐克人普遍對蘇聯具有好感，強烈的“慕尼黑情結”使得流亡西方的政府首腦貝奈斯幾乎是自動地倒入了斯大林的懷抱^{[52]，以至1943年深秋貝奈斯向莫斯科提議：“我們兩國的外交政策是協調一致的。我們應該知道你們對德國的政策，以便我們針對美國和英國在這個問題上的態度實行共同的路線。因為此時布拉格應該實行同莫斯科相同的政策。軍事上也進行密切合作，使我們的計劃適合你們在軍事科學上的成果，統一武器裝備，建立空中直接聯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