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政府”政策提出的背景和原因

早在1942年初，聯共（布）中央政治局便做出了《關於東歐、亞洲和世界其他地區各國戰後國家體制安排方案委員會》的決議，要求以外交人民委員莫洛托夫為首的這個委員會從政治、外交、經濟、民族、領土等各方面研究各國狀況，並寫出有關戰後世界安排的綜合報告。^{[4]1943年9月又決定，在外交部屬下分別成立以副外交人民委員李維諾夫為主席的和約與戰後安排問題委員會、以國防委員會委員伏羅希洛夫為主席的停戰問題委員會。[5]}

1944年1月10日，副外交人民委員邁斯基向莫洛托夫提交了關於《未來和平的最佳基本原則》的報告，報告指出，戰後蘇聯外交的目標是“安全得以保障而和平得以維持”。為此，就必須保持同西方夥伴，首先是同美國和英國的友好關系。報告特別提到，“如果戰後初期在歐洲爆發無產階級革命”，那麽蘇聯與美英的關系“必然會緊張起來”。^{[6]作為一個以對西方持強硬立場著稱的“莫洛托夫派”的年輕外交官，蘇聯駐美大使葛羅米柯的看法更具代表性。在7月14日《關於蘇美關系問題》的報告中，葛羅米柯在列舉了未來蘇美關系可能出現的一系列問題後，很嚴肅地總結說：“盡管可能存在一些困難”，但蘇美“兩國在戰後繼續保持合作的必要性也清楚地擺在眼前。在很大程度上，將來的關系是由其本質決定的，而它早已成形，或在戰爭期間正在成形”。[7]11月15日，李維諾夫委員會又提交了一份有關《蘇英合作的前景及可能性的基礎》的備忘錄。同邁斯基的想法一樣，李維諾夫認為，英美的對抗是戰後世界的基本特點並將因此為蘇美合作提供好的機會。同時，對於必然出現的蘇英在歐洲的利益沖突，可能會“迫使英國和我們達成一種協議，而雙方只有根據相對接近的原則嚴格地劃分出歐洲安全範圍的界線，才能在這一基礎上達成協議”。[8]}

人們在這裏看到的不是意識形態，不是世界革命，而只有民族利益和國家安全，為此蘇聯必須與西方合作。正如俄國學者佩恰特諾夫所言：這三位蘇聯外交官“都希望一種真正的戰時聯盟的延續——的確，他們認為這是戰後蘇聯維護其利益的先決條件”。他們都認為，美國、英國和蘇聯可以將世界劃分成一些不同的勢力範圍，而蘇聯的勢力範圍“主要是從傳統的地緣政治上來考慮的”，並不是那個“很難被西方盟國所接受的蘇維埃化模式”。^[9]

這些建議和報告，或者迎合了斯大林的意願，或者為斯大林所接受。在斯大林格勒戰役取得決定性勝利而蘇聯軍隊準備大舉反攻向歐洲推進之際，1943年5月，斯大林迫不及待地提出立即解散共產國際，目的就是要排除蘇聯與西方合作的這個“障礙”，“為各國人民將來在平等的基礎上進行聯合掃清道路”。^{[10]那年秋天，斯大林甚至作出了改換蘇聯國歌的決定。人們早已經熟悉的《國際歌》現在不再是國歌而只能作為黨歌了。斯大林親自挑選和修改的歌詞，突出了“偉大的羅斯”。[11]這些無疑說明，在表現出一種與西方合作的強烈願望的同時，戰後的斯大林更加偏離了一個世界革命領袖的形象。}

葛羅米柯後來回憶說，1944年9月斯大林在制定聯合國憲章的橡樹園會議期間，給他下達過明確的指示：蘇聯贊同把聯合國總部設在美國而不是歐洲，目的就是促使美國積極參與國際事務。當時給葛羅米柯的強烈感覺是：“斯大林確確實實期望在戰後與西方，特別是美國進行長期的合作”。此外，從與斯大林的多次會談中，英國外務大臣艾登和美國駐蘇大使哈裏曼也得出了同樣的印象。^{[12]1945年1月28日，斯大林在與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亞代表團會談時強調指出，“資本主義世界被劃分成了敵對的兩塊——民主國家和法西斯國家”，而對於蘇聯來說，最危險的國家是德國。“資本主義危機主要是由於腐朽和兩個敵對陣營的相互削弱，這有助於歐洲社會主義的勝利。但是，我們必須放棄只能通過蘇聯制度才可以實現社會主義勝利的觀念。它也可以體現在其他的政治制度裏，例如民主制和議會共和制，甚至君主立憲制。”[13]負責主管意識形態的蘇共中央書記日丹諾夫則在一次會議上談到了戰後“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的可能性”。[14]為了與資本主義國家合作，莫斯科必須減緩在國外宣傳和推行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15]}

上述情況說明，斯大林在戰爭後期集中考慮的問題是如何繼續維持和鞏固與西方的同盟關系，其目的不僅是要盡快消滅法西斯，也不僅是考慮到戰後蘇聯國力衰落的現實，而是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避免再次使蘇聯陷入戰爭的泥沼，保障國家的安全和經濟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