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解散共產國際的雙重考慮(第2/3頁)

[22],但該文件簽署時沒有事先征求莫斯科意見的做法,無疑是對斯大林的刺激。於是,在1942年1月羅斯福設計聯合國方案的同時,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則討論了副外交人民委員洛佐夫斯基的建議,決定成立以外交人民委員莫洛托夫為首的“外交材料準備委員會”,研究有關戰後世界政治和經濟安排的種種問題。[23]

不過,在一些直接涉及蘇聯安全利益的關鍵問題上,斯大林此前已經有所考慮。早在1941年12月紅軍第一次轉入反攻之後,斯大林便向來訪的英國外交大臣艾登明確闡述了戰後在歐洲重構邊界,與英國重新瓜分“勢力範圍”的計劃。蘇聯不僅要求恢復蘇德戰爭前的邊界,而且希望以寇松線為界得到波蘭東部的領土(以德國領土為其補償),把芬蘭和羅馬尼亞納入自己的勢力範圍;同時承認把比利時、荷蘭,可能還有挪威和丹麥劃為英國的勢力範圍。對於蘇聯在戰後幹涉、控制東歐和巴爾幹事務的明顯意圖,艾登始終堅持毫不退讓的立場,認為這一切需要等待和平條約的簽訂。[24]在1942年5月莫洛托夫訪問倫敦期間,英國的態度仍然十分強硬。經過艱苦的談判,斯大林不得不同意在雙方的同盟條約中刪去蘇聯關於戰後領土要求的條款,而得到的回報是在條約中寫明英國將在歐洲開辟第二戰場。[25]

希特勒進攻蘇聯不到一個月,斯大林便提出了要求英國在歐洲開辟第二戰場的問題。這不僅是與蘇聯存亡攸關的問題,也是蘇聯與西方實現軍事同盟的重要標志。主要是出於軍事方面的考慮,丘吉爾對蘇聯的要求一直采取拖延和逃避的態度,直到美國參戰,情況才有了轉機。在美國人的推動甚至逼迫下,1942年4月英國接受了準備於1943年在法國海岸發動一次主要攻勢的計劃。於是在5月英蘇同盟條約談判中,英國承諾將開辟第二戰場。然而,兩個月後英軍在北非戰場的慘敗,使丘吉爾完全打消了在歐洲對德國發動進攻的念頭,甚至美國軍人也開始考慮把軍事力量調往太平洋戰場。在羅斯福的堅持下,8月美英軍事領導人決定發動對北非的進攻,以替代在歐洲登陸的計劃。[26]斯大林對此似乎並不滿意,10月5日,斯大林通過答美聯社記者問的方式告知天下,在蘇聯對當前局勢的評價中開辟第二戰場的可能性“占據首要地位”,並要求“盟友要不折不扣地、及時地履行自己的職責”。[27]從進攻北非的“火炬”行動開始,中經1943年2月蘇軍取得斯大林格勒戰役的勝利,再到英美聯軍在阿拉曼戰役中迫使北非德意軍隊於5月13日全線投降,構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轉折點。戰局的好轉有助於盟軍的進一步合作。2月9日丘吉爾通告斯大林,盟軍準備在8月或9月開始橫渡海峽的戰役,但具體何時進攻還要看德軍的防禦情況。16日斯大林回電說:“目前的局勢要求把這個期限大大地縮短”,並提出“最好是在春季或初夏,這是很重要的”。3月11日丘吉爾勉強答復,如果敵人得以削弱,那麽可以在8月前發動橫渡海峽的戰役。[28]為了協商與蘇聯的戰略協作問題,丘吉爾應羅斯福邀請前往華盛頓。在5月6日的通信中羅斯福向斯大林通報了這一情況。[29]在得到這個消息後,斯大林顯然需要作出某種友好的姿態,以促進第二戰場的及早開辟和盟國之間的更大合作。

正值此時,蘇波關系因卡廷森林事件引發的危機,迫使斯大林不得不在安撫英美方面采取必要的措施。1943年4月德國人宣布在波蘭的卡廷發現了一處萬人冢,葬有數千具遭俄國人屠殺的波蘭軍官的屍體。在倫敦的波蘭人要求國際紅十字會對此進行調查,莫斯科則立即指責流亡英國的波蘭政府與法西斯德國勾結,使得本來已經緊張的蘇波關系陡然進入危機狀態。丘吉爾得到斯大林的通知後,一方面表示不贊成波蘭人的做法,並願意說服他們放棄調查的主張,一方面勸告蘇聯不要與波蘭斷絕關系,更不要公布這一決定。但是在英國還未及采取行動時,蘇聯已經宣布與波蘭決裂。這使丘吉爾憤怒不已,他在4月30日給斯大林的密信中表示對此非常失望,並借戈培爾散布的言論暗示,莫斯科如此急促地采取斷然措施,是企圖在蘇聯組建一個自己控制的波蘭政府。斯大林5月4日的回信雖然口氣很硬,但實際上表示出一種和解的態度。斯大林信誓旦旦地保證蘇聯沒有另外組建波蘭政府的打算,並表示只是對西科爾斯基政府不信任,如果政府改組,蘇波關系是有回旋余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