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國際的解散勢在必行

最初，馬克思設想的社會主義革命是世界性的。恩格斯在《共產主義原理》中寫道：“共產主義革命將不是僅僅一個國家的革命，而是將在一切文明國家裏，至少在英國、美國、法國、德國同時發生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將有世界性的活動場所”。^{[3]共產國際正是為了推行世界革命這一戰略任務而誕生的。}

十月革命取得成果以後，列寧和布爾什維克就在期盼和準備世界革命。由於紅軍在國內戰爭中的勝利，1920年7月12日俄共（布）中央委員會通過了一項發動世界革命的決議。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支持這個路線，在托洛茨基起草的宣言中強調：“國際無產階級將時刻準備戰鬥，直到蘇維埃俄國的版圖擴展到了全世界。”1921年春革命陷入低潮後，盡管列寧試圖修正世界革命的概念，並對“左”傾冒險主義展開批判，但俄共（布）和多數共產國際領導人仍然堅持在歐洲各國全面發動進攻。^[4]

1923～1924年，革命的風暴已經過去，而資本主義世界在美國的帶動下開始趨向繁榮。斯大林和共產國際多數領導人在把革命推向東方的同時，意識到西方資本主義正處於相對穩定的發展時期。斯大林提出的“一國社會主義”理論，在本質上和邏輯上是對“世界革命”戰略的反動，因而受到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反對派聯盟的尖銳批判。反對派的失敗一方面是由於在蘇聯黨內鬥爭中運用的政治策略不敵斯大林，另一方面也是因為他們的理論脫離當時的實際情況，而斯大林的主張更具現實性和實用性，並為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和平共處的政策奠定了理論基礎。^{[5]隨著對世界革命路線的偏離以及斯大林在黨內獨一無二的領導地位的確立，共產國際開始逐步從一個共產黨領導革命的世界性組織機構淪落為蘇聯對外政策的工具。}

1929年爆發的資本主義經濟大危機再次喚起革命希望，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十一次大會提出的戰略是：準備和實現社會主義革命，推翻資產階級政權，不論是在法西斯專政的資本主義國家還是實行議會民主的資本主義國家。但是在總體上，共產國際認為“法西斯主義是一種革命的和民主的組織，能給資本主義以打擊，至少能加劇革命局勢”，而社會民主主義則是更危險的敵人。於是，共產國際要求各國共產黨要經常揭露和打擊社會民主主義，在實踐中不懈地爭取無產者的大多數。^[6]

1933年希特勒崛起，法西斯成為對蘇聯安全的更大威脅。1935年7～8月共產國際在七大期間提出，法西斯主義剝奪了民主，摧毀了人類贏得的巨大社會權利及精神成果。季米特洛夫在會議上說：現在資本主義國家廣大群眾所面臨的，“不是在無產階級專政和資本主義民主之間，而是在資產階級民主和法西斯主義之間作出選擇”。因此，配合蘇聯與英法建立集體安全的外交路線，各國共產黨必須轉向擁護民主，動員群眾，建立起廣泛的反法西斯人民陣線。^[7]

然而，對資本主義國家本能的警惕以及與英法談判陷入僵局的結果，使斯大林再次改變了策略。為了保障蘇聯的安全，蘇聯決定與德國聯手。^{[8]1939年8月蘇德秘密條約簽訂及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斯大林要求共產國際淡化反法西斯的宣傳，取消人民陣線和民族團結的口號，而“資本主義國家的共產黨人必須堅定地宣布反對本國政府，反對戰爭”。於是，幾年來依靠人民陣線與本國政府合作並得到空前發展的歐洲各國共產黨，被迫對各自政府的反法西斯戰爭采取了不合作立場。因為“對待蘇聯的態度便成為衡量為社會主義而鬥爭的意圖的真假試金石”。共產國際指示各國黨：“凡與此看法抵觸的，都要立即修正自己的政治路線。”[9]其結果，不僅各國共產黨再次受到政權當局壓迫，共產國際本身也成為眾矢之的。在歐洲以外，1941年初，皖南事變引起中共與共產國際的分歧，美國共產黨也退出了共產國際。[10]}

面對艱難的處境，1941年4月在蘇聯領導層便出現了有關共產國際是否還要存在的議論。^{[11]4月20日，斯大林對蘇聯和共產國際領導人說，現在，“各國共產黨應成為完全獨立的黨，而不是共產國際下面的支部”。由於出現了新的情況，“各國共產黨作為從屬於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國際組織下面的支部這種狀況已經成為障礙”，這種形式使各國黨更容易受到資產階級政府的迫害。第二天，季米特洛夫便向最有影響的兩個西歐共產黨領導人陶裏亞蒂和多列士傳達了斯大林的意向：在近期停止共產國際執委會作為各國共產黨的上級領導的活動，使各國共產黨具有充分的獨立性，並成為真正本國的政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