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解散共產國際的雙重考慮

在希特勒啟動巴巴羅莎計劃的第二天，斯大林在克裏姆林宮緊急召見了蘇聯和共產國際領導人。據季米特洛夫的觀察，與以往人們的傳言不同，斯大林表現出“驚人的平靜、堅定和信心”。談到共產國際的工作，斯大林指出，各國黨應就地開展保衛蘇聯的運動，而不要提出社會主義革命問題。目前，共產國際不應公開出面。季米特洛夫按照這個精神向各國黨發出指示，要求動員全部力量保衛蘇聯。書記處還決定“立即調整共產國際機關的所有工作，竭盡全力幫助聯共（布）和蘇維埃各級機關”。^{[14]6月24～26日，共產國際電示瑞典、英國、法國和美國共產黨，嚴厲批評把蘇德戰爭說成是“資本主義同社會主義之間的戰爭”的錯誤認識，強調指出：蘇聯進行的是衛國戰爭，而“並不想把自己的社會主義制度強加給任何人”；關於世界革命的說法只會“妨礙所有反希特勒力量的國際團結”；英共必須放棄一切對丘吉爾政府的攻擊，而法共則應該與戴高樂抵抗力量合作。[15]7月初，共產國際再次提出了在各被占領國家建立民族統一陣線的問題，而且強調“共產黨人在民族陣線中不要提領導權的問題”。[16]}

顯然，一切有關革命的提法都與共產國際的基本目標緊密聯系在一起，卻同戰時與西方結成聯盟的政策背道而馳，並且隨著戰事發展，越發顯得不協調。日本偷襲珍珠港後美國的參戰，更加推動了盟國之間的合作關系。於是，對那些實力日漸強大而使本國政府感到威脅的共產黨，共產國際也更加發揮了約束作用。對於中國，1941年底共產國際確定的任務是：“促成和調解中共和蔣介石之間的相互關系，確保中國軍隊能夠對日本人發動大反攻。”1942年6月6日，季米特洛夫指示毛澤東，面對國民黨的挑撥，中共應以“寬容的胸懷”，“作出應有的讓步”，還指責周恩來在重慶與反蔣力量秘密接觸的做法。後來，共產國際又多次建議中共領導人同國民黨進行談判以解決合作問題，應當接受蔣介石的領導以加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17]對於各國共產黨借助民族解放戰爭實現革命轉變的意圖，共產國際予以堅決制止。季米特洛夫在1942年8月8日給南共領導人鐵托和卡德爾的電文中指出：“你們領導的是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其他愛國者力量的民族解放戰爭，而不是無產階級鬥爭，這一點應該牢記”；在1943年2月6日給中共中央的信中指出，在中國成立的日本共產黨同盟“不應只是日本共產黨的組織，而應是日本反法西斯人士的組織”，其綱領提出的“在日本進行共產主義革命”的口號是根本錯誤的；在3月2日給波蘭共產黨的電報中強調，他們的目的應當是“建立真正的民主政權，而不是工人和農民的政權”。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還對一系列其他國家的共產黨下達了類似的指示。[18]}

1941年下半年和1942年是共產國際最困難的時期，在對各國共產黨的方針表示不滿的同時，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本身也處於渙散和萎靡不振的狀態。1941年10月，由於戰火蔓延到莫斯科，共產國際機關被迫遷移到烏法，而季米特洛夫則與蘇聯政府一同轉到古比雪夫。季米特洛夫不僅把共產國際執委會機關人員精簡至150人，還建議“沒有必要公開強調共產國際”，一切工作和公開活動“表面上都應以其他名義（如國際問題研究學院）來進行”。^{[19]此時斯大林忙於戰事，已經顧不上共產國際了。在烏法的工作人員也是情緒低落，無所事事。聯共（布）駐共產國際執委會代表馬努伊爾斯基1942年秋在一份《關於書記處工作》的報告中寫道：共產國際書記處不再召集會議，日常工作無人負責；哥特瓦爾德整日喝酒，多列士非常自負，伊巴露麗·多洛雷斯經常拖延文件的辦理；機關工作人員紀律松懈，往往自行其是，經常出現不服從上級指揮的情形；不少意大利人對工作敷衍了事，經常有無知和不禮貌的舉動，等等。[20]}

看來共產國際確實已沒有存在的必要了，甚至西方盟國也提出了這方面的要求。1942年底，羅斯福派人到蘇聯駐美使館，明確建議莫斯科解散共產國際。^{[21]而最後促使斯大林下決心解散共產國際的，正是出於莫斯科對戰時同盟關系可能破裂的擔心，以及對戰後同盟關系得以繼續的期盼。這表現在戰後世界安排和開辟第二戰場兩個問題上。}

蘇聯對法西斯德國的英勇抵抗逐步贏得了西方人的同情和支持，而丘吉爾這位當年呐喊著要通過武裝幹涉消滅布爾什維克的著名反共高手，則率先表現出“不計前嫌”的政治家風度。然而，隨著戰事不斷向著有利於同盟國的方向發展，蘇聯與西方國家（首先是英國）之間的矛盾卻不斷暴露出來，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雙方在戰後世界安排方面出現的分歧。盡管蘇聯聲明接受《大西洋憲章》的條款，並保證給予各民族國家獨立和領土完整的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