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斷與波蘭流亡政府的外交關系（第2/7頁）

就是憑借這些因素，蘇聯不僅變被動為主動，而且首先反戈一擊：4月25日，莫斯科照會新任波蘭駐蘇大使羅梅爾，宣布蘇聯政府中斷與波蘭政府的外交關系。照會除了指出，波蘭政府的一系列舉動不能不讓人懷疑它與德國政府之間“在進行敵視蘇聯的運動中有接觸和勾結”，而且還把此事與蘇波邊界問題掛上鉤，認為波蘭流亡政府是要借此“對蘇聯政府施加壓力，以迫使它作出損害蘇維埃烏克蘭、蘇維埃白俄羅斯和蘇維埃立陶宛利益的領土讓步。”^{[148]這就表明，蘇聯已經看到，在與流亡政府不能進行軍事合作之後，也不可能跟它解決邊界問題了。}

在蘇聯與波蘭流亡政府保持外交——其中包括軍事合作關系——的33個月中，蘇聯曾試圖解決“波蘭問題”，包括確定蘇波邊界、解決未來波蘭領土問題，以及建立蘇波軍事聯盟對德作戰等。但最終上述問題都未能徹底解決。可以說，蘇聯的嘗試是失敗的。究其原因，其一，是大環境並不十分有利。這個時期正是蘇聯在整個戰爭中最艱難的時期，蘇聯當時所處的危險境地，使它不可能把戰後的政治安排問題放在首位。而軍事上的不利局面，也使它在談判中至少是在蘇波邊界問題上，並不像以後那樣處於強有力的地位。蘇聯提出的某些設想，如讓戰後的波蘭“向西移”等，也因德國法西斯風頭正勁，而在現實性上打了折扣。其二，“波蘭問題”既然從一開始就是一個國際問題，因此國際社會，首先是反法西斯同盟國大國，在這個問題上的立場至關重要。蘇聯在戰爭初期非常需要英美的支援——從提供武器裝備到開辟第二戰場，這就增加了英美兩國在解決“波蘭問題”上的分量。無論是在蘇波邊界問題上，還是在安德爾斯軍隊撤出問題上，英美兩國都沒有支持蘇聯的立場，相反，它們借助某些問題向蘇聯施加壓力。^{[149]在解決“波蘭問題”上，缺少了主要盟國的認可與合作，是難以辦到的，更不用說它們的掣肘和反對了。其三，波蘭流亡政府無論是在邊界問題上，還是在蘇聯境內的軍隊問題上，立場堅定，態度頑強。這固然有西方大國背後支持的因素，但也應看到，從它的立場上看，兩個問題都是關系到國家利益的重大問題。一則，作為一個由四黨聯合組成的政府，取得一致意見並不容易；二則，在這樣的問題上作出讓步，將要承擔巨大的政治風險，直至斷送整個政府的政治前途。同時，歷史上俄國對波蘭的影響，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蘇聯的一系列做法，也確有傷害波蘭民族感情的地方，這對流亡政府的決策也會產生一定作用。}

盡管蘇聯解決“波蘭問題”的努力並未取得有益的結果，但這段經歷對它來說也並非全無意義。它至少體會到，有一個對蘇聯友好的政府，對按蘇聯的意願解決“波蘭問題”多麽重要。經過一段時間的“檢驗”，蘇聯領導人更加相信，波蘭流亡政府雖然可以與蘇聯恢復外交關系，可以締結軍事合作協定，也可以聯合簽署友好互助宣言，但從骨子裏還是波蘭地主資產階級的政權，維護的仍然是戰前波蘭政權所維護的統治階級的利益，執行的對蘇政策也自然難有根本的改變。“兩個敵人”的口號雖然不再公開宣傳，實際上並沒有徹底放棄。那些曾經積極推行反蘇政策的人仍然在流亡政府中占據高位要職，在流亡政府的活動中發揮著重要影響。這樣，對蘇聯來說，解決“波蘭問題”的幾個基本要素逐漸清晰了：蘇波兩國的武裝力量要共同對德作戰，贏得戰爭的勝利，這是解決“波蘭問題”的基本前提和奠定戰時與戰後蘇波對德同盟的基石；未來波蘭邊界的確定首先要保證蘇聯的安全利益，同時波蘭的領土可以考慮用從德國收歸部分領土的方法向西擴展，這是解決波蘭邊界領土問題的最佳方案；波蘭必須要有一個對蘇友好的政府，這是解決“波蘭問題”的關鍵，也是建立蘇聯概念中的民主、獨立新波蘭的必備條件；另外，在解決“波蘭問題”過程中，爭取反法西斯國家的合作也是必要的，這是由於“波蘭問題”本身與這場戰爭、與戰後的政治安排已經密切聯系在一起了。它不僅僅是波蘭內政問題，更是一個國際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