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斷與波蘭流亡政府的外交關系

柏林電台在1943年4月13日就卡廷森林的發現播發的消息，對波蘭流亡政府來說，既出乎意料，又多少在意料之中。盡管他們還沒有來得及確切驗證那些被害者的真正身份，但流亡政府曾多次請蘇聯政府查找一些著名軍官的下落而一直沒有得到答復這一事實，以及在蘇聯宣布釋放幾乎全部戰俘後這些人仍無音信的不正常現象，已經足以使它對這些軍官的命運作出最壞的推測了。因此，德國人公布的消息，在倫敦的波蘭人直覺上感覺是可信的。加上在此之前，由於安德爾斯的軍隊以及蘇波雙方在大使館代表問題上的摩擦，蘇波關系已經日益緊張，它們之間已經沒有足夠的緩沖空間來容納這一突發事件了。4月17日，流亡政府發表聲明，表示準備向國際紅十字會尋求幫助，以弄清真相。同時，還由國防部長庫基耶爾出面發表報告，介紹了波蘭方面為尋求一批軍官下落多次努力未果的情況。流亡政府請求國際紅十字會出面調查此事的書面文件與德國一份內容基本相同的文件，幾乎同時送交到瑞士洛桑的國際紅十字會總部。這可能是一種巧合，但客觀上它使波蘭流亡政府陷入了被動。在蘇聯政府的猛烈攻擊之下，流亡政府只好又於4月30日宣布，它們認為向國際紅十字會提出的請求已經失效。^[140]

與此相反，蘇聯政府在這件事上卻由被動轉為了主動。應當說，“卡廷事件”對蘇聯政府完全是一個意外。在1940年春處理這批波蘭人時，大概沒人會想到出現這樣的結果。4月16日，蘇聯政府在沉默兩天之後才發表公告，對德國的宣傳給予反擊。公告中說，“德國法西斯惡棍在自己新的荒謬絕倫的臆想中並沒有停止散布最荒誕不經和卑鄙下流的謊言，他們企圖利用這些謊言掩蓋由他們自己制造的滔天罪行，這一點現在已經很清楚了。”^{[141]蘇聯反擊的理由是，第一，在1941年夏，在紅軍撤出斯摩棱斯克地區後，從事建築工作的波蘭戰俘和大批蘇聯公民一起落入德軍手中；第二，德國人所說的發現大批遺骸的格涅茲多沃村是歷史上有名的“格涅茲多沃墓葬”考古挖掘地，而德國的宣傳對此避而不提。}

客觀地說，蘇聯提出的上述理由並不具有多大的說服力。被德國抓住的波蘭戰俘和被蘇聯處死的波蘭戰俘，完全有可能是不同的兩批人^{[142]，因此在沒有充分可靠的證據證明他們是同一批人的情況下，德國人所說的被害者和蘇聯所說的被抓者之間，並不一定就是對立的關系。其次，還有一個很好的佐證，當在蘇聯組建波蘭軍隊時，波方數次詢問過一批波蘭軍官的下落，當時蘇聯當局——包括斯大林的回答，都是蘇聯已經釋放了這些人，而從沒有提起過他們被德國人俘虜了。人們會問，如果真是這樣，蘇聯當局當時為什麽不告訴波蘭政府這一點呢？至於考古挖掘的理由就更經不起推敲，證明哪些是年代久遠的遺骸，哪些是剛剛掩埋了兩年的屍骨，對於法醫和生物學家來說並不困難。這種漏洞當時就被戈培爾及其宣傳機器抓住了。在4月17日由戈培爾主持的會議上，納粹宣傳部長說，“布爾什維克昨天犯的一個大錯就是他們編造了‘考古遺物’。在那裏國際委員會將進行考證並將戳穿這一無恥的謊言。第二個錯誤是，他們說到的那些成了德國俘虜的波蘭軍官，就是現在波蘭人多次、甚至向斯大林本人問詢過下落的那些軍官。”戈培爾因此建議，“現在我們應當等待國際委員會，我們自然不應信口開河，而應提出具有說服力的證據。”[143]蘇聯在公告上出現的明顯不利於自己的漏洞，再次說明了這件事對蘇聯來說，的確來得突然，令它措手不及。}

但是蘇聯迅速利用了自己在反法西斯戰爭中獲得的，並由剛剛結束不久的斯大林格勒會戰的勝利大大鞏固的有利地位，把任何對自己不利的東西統統與希特勒分子的惡意汙蔑聯系在一起，而這種汙蔑發生於德軍在斯大林格勒慘敗之後，更顯得合情合理。雖然流亡政府在最初的聲明中就有意劃清自己與戈培爾之流的界限，但蘇聯仍把它指責為與希特勒分子同流合汙。^{[144]在一時無法確切得知問題的真相的情況下，人們往往習慣於從已有的和公認的事實出發進行判斷，在這一點上，納粹政權以往犯下的樁樁罪行，倒是比什麽都更具說服力。另外，戈培爾的宣傳機器在這件事情上的大做文章，也在無形之中幫了蘇聯的忙。還在4月6日，即德國正式公布卡廷森林發現前的一星期，戈培爾的親信就決定要把“取證立即用於宣傳目的”，並希望找來在德國控制下的波蘭紅十字會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