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道主義與政治動機相結合的饑荒援助

1921~1923年蘇維埃俄國遭受了史無前例的嚴重饑荒。饑荒波及俄國30多個省,受災人口達到3350萬。伏爾加河流域、奧倫堡等省份是這次饑荒的重災區。[36]據統計,僅在災情嚴重的巴什基爾地區,饑民人數就達106.4萬人,占居民總數的90%。無以為食的饑民不得不吃貓、狗和馬糞,甚至出現了人吃人的淒慘景象。饑荒導致廣大人民群眾特別是農民對共產黨員和蘇維埃政權產生了不滿和敵對情緒。一些農民把共產黨員看作是老百姓災難的根源,對蘇維埃政權征收糧食稅的政策采取敵視態度,甚至在有的地方,由於糧食危機工人對蘇維埃政府也產生了不滿情緒。[37]

早在1921年5月,蘇維埃政府就已經獲知夏季幹旱將至的消息。由於預料到饑荒即將到來,蘇維埃政府想盡各種辦法來收集糧食。作為蘇維埃政府的領導人,列寧更是整天被饑荒所困擾,苦苦思索著渡過眼前這場難關的良策。5月10日,列寧致電在倫敦的蘇維埃商務代表團:“給你們下達的購買200萬普特糧食的命令必須立即執行,不拘價錢多少,無論在何處,請於近日購買一批,哪怕是數量不多的一批。”另據克拉辛回憶:“當我1921年夏天從倫敦回到莫斯科,來到列寧辦公室的時候,我發現他處於不安的情緒中。他老是望著酷暑、炎熱的天空,顯然他是在期待著,渴望已久的雲兒何時才會出現。而且,他不斷地問我:‘我們是否能夠從國外購買到糧食?協約國是否允許運糧食到俄羅斯?’……弗拉基米爾·伊裏奇幾乎親自關注每一艘從國外來的輪船,簡直是用電報和信函來轟炸我們:‘切望做到所有可能做到的事情,以便更快地救濟災區。’”[38]

嚴重的饑荒迫使蘇維埃政府不得不向國際社會尋求人道主義援助。1921年7月23日,美國的報刊上出現了馬克西姆·高爾基於1921年7月13日向“有良知的人們”發出的呼籲書。呼籲書中說,由於歉收,千百萬的俄國人正面臨饑餓的威脅。因此,高爾基呼喚所有有良知的歐洲人和美國人都來用糧食和藥品幫助他們。[39]列寧也在1921年8月6日《真理報》上發表告《國際無產階級書》,並向歐美各國政府發出專函,請求西方國家的政府和人民特別是廣大工人階級向蘇維埃俄國提供糧食援助。對於獲得西方國家的援助以列寧為首的布爾什維克黨始終懷有復雜、矛盾心理。一方面,十月革命後美國和協約國直接參與了旨在推翻蘇維埃政權的武裝幹涉。武裝幹涉雖然失敗了,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蘇俄實行經濟封鎖和政治孤立政策。在這樣背景下,呼籲西方國家向蘇俄提供援助很可能為其從事反蘇維埃政權活動提供可乘之機。早在1920年,列寧在談到西方國家的糧食援助時就曾指出,“不要指望富有者——資本家的援助。目前統治世界的英、美、法等強國資本家們雖然向我們表明,他們願意援助我們的饑民……但他們想利用饑饉來消滅我們用鮮血和汗水換來的自由,永遠奪取工農手中的政權。”[40]另一方面,面對千百萬饑民掙紮在死亡線上的淒慘景象,蘇維埃政府又渴望得到西方國家的援助。

美國方面很快對蘇維埃俄國的請求做出回應。美國救濟總署同意對俄國饑民開展救援工作。美國救濟總署是一個慈善機構,成立於1919年,由赫伯特·胡佛負責領導,其主要任務是向遭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歐洲國家的居民、特別是兒童和老人提供援助。美國政府雖然稱它是一個非官方性質的慈善機構,但這不完全與該組織的真實情況相符。該組織成立之初,美國政府就希望利用它對歐洲國家的糧食援助來達到遏制布爾什維主義思想的目的。1919年1月11日,威爾遜總統在談到美國救濟總署向歐洲國家提供糧食援助的目的時曾經指出:“糧食援助是解決目前歐洲局勢和和平問題的關鍵,布爾什維主義堅決向西方推進,它已經席卷了波蘭,並正在向德國蔓延。雖然武力不能阻擋它,但是糧食援助可以阻止它。”在對蘇維埃俄國進行武裝幹涉時期,美國政府也曾試圖通過該組織對反布爾什維克力量的糧食援助來達到反蘇維埃政權的目的。[41]顯然,美國政府也希望借饑荒援助的機會來對蘇維埃政權施加影響。

在提供人道主義援助之前,蘇維埃俄國與美國救濟總署就援助問題進行談判。美國救濟總署提出條件,要求蘇維埃政府盡快釋放關押在俄國的美國人(在蘇維埃政府的官方文件中他們被稱作俘虜——作者注)。出於對蘇維埃政權的反感和不信任,美國救濟總署還提出糧食援助範圍不包括軍人和蘇維埃國家機關的工作人員,並要求其工作人員在蘇維埃俄國享有治外法權。為了獲得境外的糧食援助,蘇維埃政府違心地接受了上述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