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後俄美之間的矛盾與沖突

1917年10月25日（俄歷），俄國爆發了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對於十月革命及其新生的蘇維埃政權美國一開始就采取否認和敵視的態度。美國政府中的一些重要人物對蘇維埃政權進行了猛烈抨擊，並斷言蘇維埃政權不過是曇花一現，不可避免地將面臨崩潰的結局。

美駐俄大使弗朗西斯認為布爾什維克是一夥追逐極端社會目的的激進革命分子。對於布爾什維克黨發動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可能給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帶來的影響，他曾做過這樣的論述：“布爾什維克正試圖創造一場世界範圍的社會革命，並堅決鼓吹以暴力來推進這場革命。現在看來，資產階級（我、你和所有受過教育的白領人士被劃為這一階級）能否使這個世界成為一個安全的社會都成了問題。”^{[4]國務卿蘭辛是一名堅定的反共分子。蘇維埃政府頒布《和平法令》後，蘭辛稱其是對“各國現存社會制度的直接威脅”，因此，“如果布爾什維克繼續掌權，我們就毫無希望。”[5]威爾遜總統對蘇維埃政權更是持否定態度。十月革命後，威爾遜總統在評價蘇維埃俄國的社會制度時曾指出：“社會主義非常迷茫，或許，它不可能實現。”後來威爾遜又宣稱，革命的“毒素”實際上已經滲透到美國這個自由國家人民的血液裏。[6]}

美國政府如此否定蘇維埃政權，其主要原因在於布爾什維克黨統治下的蘇維埃俄國與美國的社會制度及其價值觀念存在本質區別。

首先，蘇維埃俄國主張的公有制在美國就不能得到認可。十月革命後，蘇維埃政府頒布了銀行、鐵路、礦山和大工業企業等國有化法令。由於該法令徹底否定了資本主義的生產資料私有制，遭到了美國資產階級的一片反對和斥責，他們將其視為對資本主義私有制這一神聖原則的公然侵犯。例如，眾議院代表米勒把俄國沒收地主土地和工業企業的措施稱之為“盜竊”。^{[7]蘇維埃政府的企業國有化條款，也給外國投資者包括美國投資者在俄國的經濟利益帶來了嚴重損失。一戰以前美國投入俄國工業的資本為6800萬美元。[8]一戰期間美國對俄投資逐漸加大，臨時政府掌權後，美國進一步增加了對俄國的投資。然而，蘇維埃政府企業國有化政策的出台使美國資本家在俄國的投資頃刻間化為烏有。}

蘇維埃俄國的政治制度與美國的政治制度也是根本對立的。美國實行的是建立在自由主義基礎上的資產階級民主制度，這種民主制度的主要支柱是三權分立的制衡制度、選舉制度和兩黨制度，而蘇維埃俄國廢除了資產階級議會制、實行一黨執政、立法和行政合一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治制度。威爾遜總統在評價蘇維埃俄國的社會制度時曾指出：“莫斯科政體在一切方面都是對美國的否定。”^[9]

其次，獨特的歷史和政治文化傳統形成了美利堅民族自由至上的價值觀念，這種價值觀念使其對一切激進的暴力革命持否定態度。而布爾什維克黨是靠暴力推翻選舉產生的臨時政府取得政權的。因此，對布爾什維克黨發動的這場人類歷史上最激進、最具暴力色彩的革命，美國政府公然表示反對。國務卿蘭辛這樣評價十月革命：“我相信，在野蠻和毀滅生命財產方面俄國革命的恐怖遠遠超過法國大革命。後者至少擁有政府的外形，並制造了合法偽裝，而前者哪一樣都不具備。沒有權威、沒有法律。它是一個沸騰的專制與暴力的大鍋爐。我想象不出對一個國家來說還有比降臨到俄國頭上更可怕的災難。”^[10]

再次，布爾什維克黨的世界革命思想使美國政府感到恐懼。一戰期間，列寧依據對資本主義發展階段的判斷和馬克思、恩格斯關於無產階級革命需要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階級聯合起來的論斷，提出了武力輸出革命的思想。1915年列寧在《論歐洲聯邦口號》一文中說：“社會主義可能首先在單獨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內獲得勝利。這個國家獲得勝利的無產階級既然剝奪了資本家、並在本國組織了社會主義生產，就會起來同其他資本主義世界相抗衡，把其他國家的被壓迫階級吸引到自己方面來，在這些國家中發動反對資本家的武裝起義，必要時用武力去反對各剝削階級國家。”^{[11]世界革命對布爾什維克黨來說是一種宣傳需要，還是其長期的戰略選擇？關於這一點直到目前俄國史學界尚無定論。但不可否認的事實是，1919年3月在莫斯科成立的共產國際被包括美國在內的所有資本主義國家政府看成是布爾什維克黨試圖推行世界革命的工具。世界革命思想不僅使很多美國人深感恐懼，也喚醒了自認為是上帝選民的美國人拯救世界的神聖使命感和危機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