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住房公社：幹部與群眾住房差距初顯

十月革命前的俄國，由於土地私有制和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工人的住房條件十分惡劣。普通群眾與資產階級、高級官吏、高級職員等階層的住房存在著巨大的差別。十月革命後，布爾什維克黨繼承了俄國本已十分尖銳的住房問題遺產，而連年的戰爭使俄國城市住房總面積的14%報廢，更加劇了解決住房問題的困難。^{[15]僅1918～1920年間，俄國住房總面積的損失就超過20億金盧布。[16]在城市公用事業中，1.7%的自來水管道、15.4%的凈化設備、20.2%的電站、25.3%的浴室、45.0%的洗衣房都無法使用。[17]戰爭時期還被迫將許多住房改作醫院。[18]戰時燃料極為短缺，居民在嚴寒而又漫長的冬季被迫將一切可以燃燒的東西，如籬笆、家具和書籍等都做了燃料。[19]1919年7月，莫斯科蘇維埃被迫采取極端措施：拆除不適合居住的木房屋、柵欄和其他木結構建築作燃料。僅1919～1920年這個冬天就拆除了2500棟房屋[20]，1918～1920年末共拆除5000棟木結構建築。[21]}

由此可以看出，在蘇維埃政權建立初期，住房形勢就是相當嚴峻的。為了解決住房危機，布爾什維克黨在廣大居民中大力提倡住房公社（дом-коммуна）這種居住形式。這是帶有日常生活基本配套設施的宿舍結構的住房，一個住房公社是由單獨的一間間房間，還有公共廚房、公共食堂、幼兒園、洗衣房、浴室、理發館、商店等組成。這意味著除了睡覺這種純屬個人行為需要在那間單獨的房間裏完成外，飲食、教育子女、洗衣、洗澡等一切行為，都要在公共場所完成。這樣，就在最大限度上實現了日常生活的社會化。在當時，采用這種住房形式有助於克服物質生活上的困難，因為集中供暖、公共食堂和公共洗浴等可以大大節約資源。

此外，住房公社這種居住形式也符合官方意識形態的要求。住房公社的雛形可以追溯到19世紀空想社會主義者傅立葉和歐文所建立的基層社會組織中^{[22]，這也是19世紀60～70年代俄國平民知識分子最重要的思想追求之一。[23]奪取政權的布爾什維克黨繼承並發展了這一烏托邦思想，將其演變為“住房公社”：多是將同一個企業的工人或同一機關的職員遷入一棟樓裏組成一個住房公社，這樣，大家在一起工作，又在一起生活。在這個勞動、日常生活集體中努力營造這樣一種氛圍——曠工者、破壞勞動紀律者、遊手好閑者和玩忽職守者，會因受到道德譴責而被孤立起來，而先進生產者會因工作業績受到大家的尊敬和贊揚。由於個人行為都在眾目睽睽之下，一切都會受到集體的評判和監督，因此，人們不能不好好工作，也無法逃避應有的勞動義務。[24]一句話，通過生產和生活進程的緊密交織、互相滲透，這樣就實現了對生產、生活方式的徹底改造。基於以上主、客觀原因，住房公社成為布爾什維克黨大力宣傳的、最理想的住房組織形式。}

蘇維埃政權的領導幹部在十月革命勝利後迅速組建了住房公社。其中，將收歸城市所有的大賓館改建而成的蘇維埃樓，是最常見的住房公社形式。一份文件規定：蘇維埃樓是帶有單獨房間、公共食堂和公共廚房的宿舍建築，僅僅提供給蘇維埃職員長期居住，職員必須持有蘇維埃樓和旅館的管理當局所頒發的證件。^[25]

1923年的“莫斯科手冊”，提供了13棟蘇維埃樓的簡況，其中有3棟（1號、2號、4號）是由賓館改建而成的。分布最為集中的是在特維爾地區，共有7棟蘇維埃樓（1號、4號、5號、7號、8號、12號、13號）；其次是普列奇斯滕斯基地區，共有3棟蘇維埃樓（9號、10號、11號）。民族賓館是1號蘇維埃樓，從1918年3月12日開始，列寧、克魯普斯卡婭、烏裏揚諾娃、斯維爾德洛夫和其他一些政府官員在此居住。據證實，列寧、克魯普斯卡婭和烏裏揚諾娃三人共同居住在一間有兩個房間的套房裏。^[26]

彼得格勒領導幹部集中居住在三種住房公社裏：斯莫爾尼貴族女子中學、蘇維埃樓、彼得格勒蘇維埃旅館。

從1917年10月開始，最傑出的布爾什維克黨員居住在斯莫爾尼貴族女子中學裏。這裏除了行政服務機構外，還有圖書館—閱覽室、音樂學校、幼兒園、浴室、食堂。1920年之前，在斯莫爾尼貴族女子中學現有的建築中，725套住宅和594個房間都有住戶，大約居住著600人。此外，還有1000多名工人和職員，如醫生、廚師、鍋爐工人、鉗工、保安等為他們提供日常生活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