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1930年代蘇聯領導幹部住房問題研究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 張丹
執政黨與民眾的關系是涉及社稷江山的重大問題，蘇聯共產黨興衰的歷史充分演繹了這個道理。許多中國學者認為，領導幹部的特權和腐敗使他們漸漸失去民心，是蘇共倒台的重要原因之一。據此，他們對蘇共執政時期領導幹部的特權、腐敗以及特權階層形成等方面進行了廣泛的研究，並取得了豐碩的成果。[1]不過，蘇共領導幹部的特權是從哪個方面開始的，特權階層的出現又是在什麽時候？對這些問題，研究者尚未取得一致的認識。本文將對1920～1930年代蘇聯官冊制度（номенклатура）[2]形成和確立時期領導幹部的住房問題進行研究，考察蘇維埃政權確立之初的20年裏，蘇共領導幹部是否已經出現了住房特殊化？在住房方面是否形成了特權？嘗試透過住房問題這個側面，對這一時期的黨群關系有一個具體而深入的認識，為探討蘇共衰亡和蘇聯解體的原因提供一個新的路徑。
關於1920～1930年代蘇聯領導幹部的住房問題，無論在俄羅斯還是在中國，都屬於十分薄弱的研究領域。
目前還沒有看到蘇聯時期的學者關於領導幹部住房問題的研究成果，這主要受到档案材料的限制，也是當時嚴格的書報檢查制度和意識形態影響的結果。正像一位學者指出的那樣：“蘇聯時期的報紙非常願意描寫工人家庭居住條件的改善。1920年代馬雅可夫斯基還在詩歌裏歌頌一位工人搬進了帶有浴室的新住宅……但是，誰也不描寫、也不會寫詩歌頌揚領導幹部的住房變遷，雖然這個階層的居住面積與這個階層的人數明顯不成比例。”[3]
隨著蘇聯歷史档案的解密，俄羅斯學者對日常生活史的研究產生了極大興趣，有大批成果問世。[4]作為日常生活一個重要方面的住房問題，在日常生活史中均有涉及。但這些成果多集中於對普通群眾（包括在蘇的外國工人）住房情況的研究，而對於領導幹部住房情況的研究是非常缺乏的。目前還沒有看到這方面的專著問世，只有兩篇論文發表。[5]此外，在上述關於日常生活史的專著或文章中僅有少量篇幅涉及領導幹部的住房問題。
《1920～1930年代列寧格勒黨—蘇維埃官冊制度下日常生活中的住房問題》一文是對列寧格勒領導幹部住房問題最詳盡、最深入的研究成果。文中圍繞3棟住宅樓，運用大量档案材料詳細闡釋了領導幹部的住房情況、搬遷情況、如何獲得並享用奢侈的家具、雇傭家庭女仆，並對大清洗時期領導幹部的命運進行了介紹。[6]
《1920～1930年代蘇聯國家精英的住房條件和醫療服務》一文中運用回憶錄和解密档案對1920～1930年代領導幹部的三類住房：克裏姆林宮、政府樓和別墅的居住面積、格局、房間設施、居住的人物和人物的內心感受給予了詳細介紹，從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領導幹部優越的居住條件。但文中沒有談及1917年10月到新經濟政策初年國家精英居住在住房公社的情況。[7]
在《居民和改革：新經濟政策年代和赫魯曉夫的十年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畫面》一書中，作者用豐富的档案文獻、學術資料、回憶錄、網絡資料等詳細介紹了新經濟政策年代和赫魯曉夫執政這兩個時期蘇聯普通居民的住房、休閑等情況，其中對領導幹部的住房問題略有涉及。但文中僅對住房公社的緣起予以概述，也沒有深入分析住房公社解體的原因。[8]
《莫斯科住房史》一書運用大量的回憶錄、網絡資料，在廣闊的歷史背景下敘述了莫斯科從建城至今的住房建築，其中有一小節介紹了莫斯科羅曼諾夫胡同3號樓領導幹部的住房環境、周邊建築、雇傭家庭女仆及其居住者在1930年代大清洗時的命運；還介紹了大格魯吉亞36號另一處幹部住房的設計情況。[9]
《19世紀末到20世紀中期的莫斯科住房》一書敘述了蘇聯時期四種住房的設計和建設情況：低層的住房村、住房公社、獨一無二的住房建設、大規模的住房建設，對蘇維埃精英住房的設計和建設提出了新看法。[10]
《官冊官員——蘇聯的統治階級》一書中對領導幹部的住宅進行了籠統介紹。由於文中列舉的一些材料沒有注明具體的時期或年代，有時帶來理解上的困難。[11]
此外，還有一本譯著《日常生活中的斯大林主義：1930年代蘇聯城市社會史》，書中簡要介紹了1930年代領導幹部的住房建設情況。[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