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結論和需要進一步研究的問題

十月革命以後,盡管蘇維埃政權執行依靠工人階級的路線,但是由於共產黨員、工人領導幹部缺乏,在建立官冊制度之前,共產黨員和工人出身的幹部比重約為一半。布爾什維克黨掌握政權後至1923年官冊制度創立以前,對領導幹部的挑選、配置,經歷了從基層選舉制→動員+粗放任命制→登記選擇+相對任命制→絕對任命制的變化。官冊制度實質上是中央高度集權的組織杠杆,中央利用這個杠杆,在1920年代中期以後使共產黨員和工人成為領導幹部的主體。1920年代,蘇維埃國家是被資本主義包圍的孤島,對幹部隊伍政治、社會結構的改造,保證了其無產階級性,這為鞏固和發展無產階級政權提供了組織保證。新經濟政策時期經濟迅速恢復,與這支幹部隊伍對革命的忠誠和忘我的奮鬥是分不開的。這是官冊幹部制度對蘇聯幹部隊伍影響和對蘇聯發展進程影響的主流,也是新經濟政策時期領導幹部隊伍的主流。

在充分肯定官冊幹部制度對新經濟政策時期領導幹部結構調整積極作用的同時,不應忽視在這種調整後出現的另一方面情況。由於大量提拔工人幹部,使領導幹部文化水平大幅度降低。那麽,這種變化與後來新經濟政策終結是否有關聯?換言之,與蘇維埃俄國運用經濟方法建設社會主義道路夭折是否有關聯?當時的歷史文獻起碼證明了一點,被提拔的這批工人幹部不懂商品經濟,不熟悉經濟管理方法。1925年5月18日貿易人民委員會企業負責人會議的一個參加者概括性地發言說:“我們努力從黨員中進一步挑選部門負責人充實我們的機關……但是,在多數情況下,派來的同志在我們的工作中不能用。我們說,我們需要有商業經驗、懂商務,概括地說,懂得所有商品周轉和信貸機關政策的商人。但是,在黨員中間,符合這樣條件的同志太少。”[112]由於多數工人幹部不懂商品經濟,不熟悉、不習慣經濟管理方法;由於大量工農補充進幹部隊伍,使得用行政命令方法建設和管理經濟成為幹部群體的主流經濟意識。新經濟政策道路,是運用市場經濟方法建設和管理經濟的道路。由於新經濟政策與工農領導幹部的經濟意識存在著尖銳的矛盾,據此可以從邏輯上推斷,後者對新經濟政策終結是有重要影響的。然而,上述推論能否成立,需要進一步用史料進行實證研究。

從1926年至1928年,職務犯罪案件數量迅速上升;1928年濫用公款、作假、賄賂等案件也呈上升之勢。1928年以後,也就是斯大林實行大轉折以後,這些腐敗犯罪的情況怎樣?其上升的趨勢是否得到遏制?如果得到遏制,采取了什麽措施?這些問題有待於運用國家政治保衛總局關於犯罪案件的權威數據進一步研究。研究這個問題的意義在於,它會對蘇維埃國家負面進程的發展做出更有根據的判斷。這種研究可能出現兩種結果:一是確認關於蘇共二十大是“貪汙賄賂發展轉折點”的傳統判斷是正確的,但是,也有可能推翻這個判斷或對其進行不同程度的修正。本文的研究表明,新經濟政策初期,盡管國家經濟形勢十分嚴峻,但是由於轉入市場經濟以及對幹部的權力缺乏監督,在1921年發生了“貪汙受賄大規模地蔓延”的現象。這說明,如果市場經濟和缺乏監督這兩個現象並存,足以產生腐敗;從1921年至1926年貪汙賄賂案件大幅度下降,這表明:只要黨和國家反腐的措施堅決有力,腐敗是可以有效地被遏制的;從1924年以後,由於國家對腐敗根源認識上的偏差,反腐力度削弱,以及在法制機關的懲處中實行雙重原則,導致1926年至1928年腐敗案件大幅度回升,由此可以得出另一個結論:黨和國家對腐敗根源認識是否客觀,反腐措施是否堅決有力,將對腐敗進程能否遏制產生決定性的影響;而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即在法律面前不能有特殊公民,對於反腐的成效,其實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


[1] 參見Каржихина Т.П. Советская Номенклатура:становление,механизмы действия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93. №7;Пашин В.П.,Свириденко Ю.П. Кадры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номенклатуры:методы подбора и воспитания,М.:ГАСБУ,1998;Свириденко Ю.П.,Пашин В.П.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 номенклатура:Истоки,сущность,содержание,М.:ГАСБУ,1995;Нефедов В.Н. Номенклатура империи. Нижний Новгород: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олго-Вятского кадрового центра,1994.;Гимпельсон Е.Г. Советские управленцы. 1918-1920. М.:Издадельский центр ИРИ РАН,1998;Аников Л. Анатомия распада КПСС. Взгляд изнутри аппарата ЦК,Москва:Ресбублика,1996;Епихин А.Ю.,Мозохин О.Б. ВЧК-ОГПУ в борьбе с коррупцией в годы ново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политики(1921-1928). М.:Кучково поле Гиперборея,2007,и д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