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圍繞新經濟政策的爭論和鬥爭

20世紀20年代是新經濟政策的年代，或者按照列寧的說法，是新經濟政策的俄國。在此期間，布爾什維克黨的領導層圍繞新經濟政策展開激烈的爭論。

新經濟政策的通過比較順利，沒有遇到公開的反對意見。所以列寧一再強調，新經濟政策是一致通過的。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對新經濟政策不存在不同的看法，不同的理解甚至反對意見。通過幾年的軍事共產主義的實踐，消滅私有制，消滅市場貨幣關系，建設沒有地主資本家、沒有人剝削人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制度，已經被看作是短期就能實現的目標。其次，新經濟政策本身並不是作為一個完整的政策體系出台的，而是以實施糧食稅為開端逐步充實完善的。實施糧食稅引發剩余糧食的交易，從而重新肯定商品貨幣關系，實行市場機制。這就出現如何對待隨之出現的私商（耐普曼）、“富農”、私人貿易，如何看待市場關系等問題。

列寧在俄共十一大上說，在一次共產國際執委會擴大會議上，有人“出於崇高的共產主義感情和共產主義志向”，看到優秀的俄國共產黨人竟然退卻起來而號啕大哭。他們認為新經濟政策將導致資本主義在俄國復辟，削弱各國革命運動。在俄國共產黨內懷有這種情緒的人就更多了。

原工人反對派認為，新經濟政策的縮寫“耐普”（НЭП）一詞來源於“對無產階級的新剝削”（Новая Эксплуатация Пролетариата，其縮寫詞與新經濟政策的縮寫詞相同）。他們說，耐普使財富在一極積累，而另一極貧困，使工人更加貧困。也許在某個地方工業和商業會得到發展，但工人階級會落入深淵，矛盾將發展，其結果將是內部爆炸。^[77]

拋開這種極端的看法不論，在黨內大體上存在兩派。以季諾維也夫和斯大林等人為代表的一派對新經濟政策總體上持否定的態度，把它看成是發展資本主義的政策，念念不忘限制以至取消新經濟政策。另一派以布哈林、克拉辛等人為代表，主張利用市場機制來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當然還有一些介於這兩者之間的派別，或者說動搖於兩者之間的派別。這些派別的政策主張都不是心血來潮的產物，而是各有所本，都能夠從列寧不同時期不同地點的言論中找到根據。

回歸還是創新

在新經濟政策的初期，斯大林沒有發表過涉及新經濟政策的報告和文章，直到1921年12月18日發表的《前途》一文才首次粗粗談到新經濟政策。在相當長的時間裏，他在談到新經濟政策的時候都在前面加上“所謂”兩字——“所謂新經濟政策”，強調新經濟政策並非新政策，只是1918年春政策的重復和繼續。1928年7月5日斯大林在《論共產國際綱領》中說：“如果以為蘇聯無產階級專政的經濟工作是從軍事共產主義開始的，那就不對了……恰恰相反，我國無產階級專政的建設工作不是從軍事共產主義開始的，而是從宣布所謂新經濟政策的原則開始的。大家知道1918年初出版的列寧的《蘇維埃政權的當前任務》一書，列寧在這本書中第一次論證了新經濟政策的原則。”^[78]

這種說法否定了新經濟政策的創新。雖然列寧在實行糧食稅政策的初期曾經表示過類似的看法，但是半年後，在承認了商品買賣之後，曾明確說明1918年春的政策同新經濟政策之間存在原則區別，指出“當時根本沒有提出我們的經濟同市場、同商業的關系問題……提出國家資本主義問題時，並沒有說我們要退回到國家資本主義上去，而是說我們俄國如果有國家資本主義作為占統治地位的經濟制度，那我們的處境就會好一些”。^{[79]正是市場機制的提出和運用，使新經濟政策在社會主義理論史上具有開創性的意義，使新經濟政策成為名副其實的新的經濟政策。}

退卻和進攻

1921年春迅速用糧食稅代替糧食征收制的一個根本原因，是農民對軍事共產主義，特別是它的糧食征收制的嚴重不滿，甚至舉行暴動，進行武裝反抗。喀瑯施塔得的暴動只是給蘇維埃政權的一個最後通牒。關於農民起義的因素，斯大林的著作中卻多次提及。例如，1925年1月26日斯大林在《關於“得莫夫卡事件”》一文寫道：“……或者是農民的不滿情緒逐漸積累起來以致發生暴動。請你們注意，在新的條件下，在新經濟政策下，新的坦波夫暴動或新的喀瑯施塔得叛亂決不是沒有可能的。南高加索的格魯吉亞暴動提出了一個嚴重警告。如果我們不學會割開我們的膿瘡並且把它們醫好，如果我們還要在表面上裝得太平無事，那麽這樣的暴動將來還是可能發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