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俄政府對事變的反應

事實上，波羅的海艦隊的不滿情緒，特別是喀瑯施塔得駐軍的騷動跡象早就引起了蘇俄政府的重視。為了控制這一不穩的局勢，政府加強了情報偵察工作。共和國芬蘭邊界特別防衛部第二局情報處專門負責對喀瑯施塔得的情報偵察，其活動範圍遍及喀瑯施塔得“所有的海軍和陸軍部隊、他們的司令部、軍事和蘇維埃機關以及位於喀瑯施塔得海防要塞區域的軍需生產工廠和企業”。俄共（布）中央委員會甚至發出通函，號召所有的共產黨員成為特別部的情報人員。到1921年2月底，特別部招募的情報人員已有176人，他們密切關注要塞的動態，指出可疑人物，經過特別部特派員的審查、總結，編成信息通報，送往特別部，直至中央。同時，有2554人被附屬於第二局的登記處登記在案，他們大多被懷疑參加了反革命活動，受到審查。^{[42]政府以為，通過加強偵察工作，及時了解要塞的態勢，就可以及時采取應對措施，從而防止不滿情緒的擴散，控制整個要塞的局勢。1920年12月11日，波羅的海艦隊政治部主任博季斯鑒於艦隊騷動的形勢發布了一道重要命令，要求對艦隊的政委幹部作重要的“根本改變”，12月份替換25%的政委，接下來每月替換25%。[43]}

但防範措施未能改變形勢，如上所述，要塞的騷動仍在繼續，直到2月28日兩大戰列艦的騷動驚動了蘇俄高層。2月28日，時任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的托洛茨基撥通了彼得格勒的直通電話：“叫波羅的海艦隊政治部主任博季斯聽電話並立即予以答復。請通報波羅的海艦隊事件的情況。有的地方存在不滿是否屬實？由於什麽原因？……物質的還是精神的？造成不滿的主要因素是什麽？為什麽到現在什麽消息也沒有？現在的局勢如何？”^{[44]在狀況尚不明朗的情況下，憑著三年內戰的經驗和直覺，蘇俄高層認為喀瑯施塔得事件應與政治反對派和國外帝國主義有關。當天深夜，彼得格勒國防委員會主席季諾維也夫在發給列寧的密碼電報中把“塞瓦斯托波爾”號和“彼得羅巴甫洛夫斯克”號戰列艦通過的決議形容為“社會革命黨黑幫分子”的決議，並且“估計社會革命黨已決定加速事件的發展。”[45]3月1日，托洛茨基再次致電博季斯，說：“最近在國外的出版物上經常刊登關於喀瑯施塔得和波羅的海艦隊陰謀起義的消息。所有以往的經驗都說明，這種謠傳是實際行動的先兆。因為陰謀的中心在國外，外國出版物的消息皆來自白衛軍僑民界謀反的準備。比如，這樣的情形曾發生於下諾夫哥羅德……必須立即同所有的主管部門討論這一問題並采取必要措施。”[46]當天晚上，托洛茨基再次給博季斯以及阿夫羅夫（彼得格勒軍區司令員）、庫濟明發去加急電報：“沒有收到任何關於你們管轄部隊最近情況的報告。提醒你們決不允許這種玩忽職守的行為，建議每隔12小時匯報一次所有的情況、值得注意的地方和采取的措施，在必要的情況下應匯報得更及時。期望收到報告。”[47]}

在3月1日喀瑯施塔得人集會後，俄共喀瑯施塔得要塞黨委立即召開會議，討論用武力鎮壓決議支持者的可能性，與會者得出的結論是喀瑯施塔得沒有足夠的可靠力量用於武力鎮壓。得知水兵騷動前來喀瑯施塔得海軍基地視察的加裏寧也參加了這次會議。鑒於如此形勢，3月2日3時30分，加裏寧、季諾維也夫和拉舍維奇給托洛茨基發去了電報：“……我們現在確信，喀瑯施塔得事件是起義的開端。我們估計事件將從今早開始迅速發展。需要得到您的幫助。”^{[48]3月2日，彼得格勒軍區司令員阿夫羅夫命令由騎兵連、步兵營、炮兵排和佩傑爾戈夫斯基學員指揮連組成的187旅奪取奧拉寧包姆，因為這裏是喀瑯施塔得通往彼得格勒的唯一通道。晚上，187旅逮捕了駐紮於奧拉寧包姆的第一艦艇大隊司令部的全體成員，他們本是準備給予喀瑯施塔得人支持的。政府軍成功地控制了奧拉寧包姆這一重要的戰略要地。}

3月2日，蘇維埃彼得格勒委員會宣布喀瑯施塔得事件為反革命性質，並要求喀瑯施塔得人立即投降，如上所述，喀瑯施塔得人對此加以拒絕。同一天，勞動國防委員會（原工農國防委員會，1920年4月改為現名）發布了由列寧、托洛茨基簽署的政府公告，喀瑯施塔得事件被宣布為“新白衛軍的陰謀。舊俄將領科茲洛夫斯基和‘彼得羅巴甫洛夫斯克’號軍艦發動的叛亂”，喀瑯施塔得人通過的決議被稱作“極端反動的、社會革命黨的”宣言。政府給這一事件如此定性是考慮到了當時俄國大部分民眾的心理的，從沙俄時代過來不久又剛經歷了內戰的俄國人對於沙俄，對於帝國主義厭惡不已，將事件定性為白衛軍的陰謀，並且還是由前沙俄將領領導的，這就爭取到了大部分俄國人的同情和支持，換句話說，也就為政府采取嚴厲的鎮壓措施找到了合法性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