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共（布）十大的決策

對喀瑯施塔得的正式進攻被定在3月8日，而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會也在經過幾次改期後於這一天的中午12時召開（會期從3月8日至16日）。^{[62]正是在這次大會上，通過了《關於以實物稅取代余糧征集制》的決議，宣布了經濟領域的重大變革，這標志著“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向新經濟政策轉變的開始。經濟上的退讓和政治上的進攻在同一時刻作為黨和政府的決策出台應該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蘇俄政府經過深思熟慮後采取的重大步驟。}

面對國家的困局，以列寧為首的布爾什維克黨於1920年末開始重新考慮“戰時共產主義”政策的合理性和可行性，其中最關鍵的問題是用實物稅取代余糧征集制的問題。1921年2月2日，莫斯科五金工人代表會議開幕。會議聽取了關於工農關系的報告以後，通過了建議用糧食稅代替余糧征集制的決議。2月8日，在列寧主持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討論了由他本人親自撰寫的《農民問題提綱初稿》，其內容為：①滿足非黨農民關於用糧食稅代替余糧征集制（即征收余糧）的願望；②減低糧食稅額，使其低於上年余糧征集制的數額；③同意稅額與農民積極性相適應的原則，即依照農民積極性的增高而降低稅率；④在迅速地繳足稅款的條件下，使農民在地方經濟流轉中有更大的自由來運用其納稅以外的余糧。^{[63]會後，這一提綱發表於《真理報》，並在該報陸續發表了關於這一問題的討論性文章。由此可見，轉變經濟政策，此時已在蘇俄高層的考慮範圍內，到1921年2月，他們已經準備實施這一經濟領域的重大變革。而取消“戰時共產主義”政策也是喀瑯施塔得起事者最根本的要求。從這個意義上說，兩者之間本來可以找到一個妥協的基礎——起事者的基本要求是政府正在考慮實施的政策。但政府沒有與起事者進行過妥協性談判，而是在實行經濟政策重大變革的同一天宣布向喀瑯施塔得進攻，即在順應起事者的基本要求的同時卻對起事者的政治行為進行嚴厲的鎮壓，這看似矛盾的做法實際上統一於一個目的——鞏固布爾什維克政權。}

一方面，俄共（布）十大宣布用糧食稅取代余糧征集制，是迫於客觀形勢的需要。喀瑯施塔得騷動的發生是布爾什維克政權面臨危局的政治信號，列寧迅速理解了這一危機信號，他在一份報告提綱中寫道：“向政治轉化。1921年春天的經濟轉化為政治：‘喀瑯施塔得事件’。”^{[64]在俄共（布）十大會議上，列寧說：“我們應當努力滿足農民的要求……怎樣去滿足農民呢？……實質上可以用兩個東西來滿足小農。第一，需要有一定的流轉自由，需要給小私有主一定的自由。第二，需要弄到商品和產品。如果沒什麽可以流轉，那還算什麽流轉自由！”[65]在經濟上滿足農民的要求是必要的，否則會喪失政權的基礎，但對於喀瑯施塔得這些“穿著軍裝的農民”提出的諸如“在自由、平等的基礎上重新選舉蘇維埃”的政治訴求則絕不妥協，因為在當時的情況下這也無異於叫布爾什維克交出政權。}

所以，蘇俄政府在順應喀瑯施塔得人的基本要求的同時，毫不猶豫地對膽敢向布爾什維克政權挑戰的喀瑯施塔得人進行了嚴厲的鎮壓。列寧在俄共（布）十大上做《關於俄共（布）中央委員會政治工作》的報告時這樣說道：“……現在我想講一講喀瑯施塔得事件。我還沒有從喀瑯施塔得獲得最近的消息，但我一點兒也不懷疑，這次起義很快會顯現出我們所熟悉的白衛軍將領領導的樣子，它如果不是被馬上鎮壓，就是在最近的一段時間內被鎮壓。對此不會有任何懷疑。”^{[66]在嚴厲鎮壓喀瑯施塔得起事者的同時，俄共（布）還在這次大會上決定“應爭取最大限度的黨內團結（和紀律性）”，通過了《關於黨的統一》的決議。決議著重強調：①“對黨的缺點進行必要的批評，分析黨的總路線，總結黨的實踐經驗，檢查黨的決議的執行情況以及改正錯誤的方法等等，都不能由擁有某種‘政綱’等等小集團去討論，而應當由全體黨員討論”；②“代表大會責令立即毫無例外地解散一切不論按何種政綱組成的集團，並責成所有組織密切注意，禁止任何派別活動”；③“代表大會授權中央委員會。在遇到違反紀律、恢復或進行派別活動的情況發生時，可以采取黨內一切處分辦法，直到開除出黨”。[67]與此同時，大會還決定對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人、無政府主義者以及其他反對派力量展開更為嚴厲的鬥爭，以把他們同人民群眾“隔離”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