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春俄國的政治經濟形勢

1921年4月，全俄肅反委員會特派員Я.С.阿格拉諾夫在呈全俄肅反委員會主席團關於喀瑯施塔得事件調查結果的報告中，稱“喀瑯施塔得衛戍軍和工人發動的反革命起義是今年2月下旬在彼得堡一些工廠突然爆發的騷動和罷工的直接的合乎邏輯的發展”。^{[3]阿格拉諾夫自是站在政府的立場稱喀瑯施塔得事件為“反革命起義”，但他卻點出了一個重要事實，那就是喀瑯施塔得事件的發生與當時俄國的整個局勢密不可分。}

1917年十月革命後不久，布爾什維克黨領導的蘇維埃政權即面臨協約國集團的武裝幹涉和國內白衛軍的武裝叛亂。在國內戰爭的非常形勢下，布爾什維克黨為了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財力鞏固新生的蘇維埃政權，實行了“戰時共產主義”政策。1918年9月2日，蘇維埃全俄中央執委會宣布：在戰爭形勢下全國成為一個統一的軍營，全體居民都要無條件履行保衛國家的義務，國內所有的資源必須用於戰爭的需要，“一切為了前線，一切為了勝利”。“戰時共產主義”政策的推行大致分為兩個階段：1918年夏至1920年春為第一階段，1920年春至1921年春為第二階段。前一階段主要表現為迫於戰爭形勢的需要而提出的應急性措施，雖然這些措施明顯背離了經濟規律，但仍然具有政治上的合理性，即作為“戰時經濟”的合理性。正如列寧所指出：在“當時所處的戰爭條件下，這種政策基本上是正確的”，“因為戰爭的形勢已經斬釘截鐵地規定了這種公式和條件，我們絲毫沒有選擇的余地”。^{[4]從客觀效果上看，“戰時共產主義”政策起到了最大限度地動員全國的人力物力保證戰爭所需，為前線提供後勤支持的作用，也為戰爭條件下強化專政機器、打擊反對勢力、穩定和鞏固後方提供了有力的經濟手段。“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實施的第二階段更多地表現為布爾什維克黨試圖將戰時體制延伸為向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社會直接過渡的主觀願望，而非客觀需要。“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在集聚戰爭資源上取得的成功以及這一戰時體制中體現的某些“共產主義”的做法使得列寧一度以為，“應當用軍事辦法來解決經濟任務”，“這條道路是正確的，一定能使我們獲得巨大成就，保證我們進行大規模的經濟建設”。[5]因此，到1920年3月，因戰爭的非常形勢而產生的“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在內戰已基本結束的情況下卻被作為一種理想的經濟政策大加推廣。盡管1920年3月召開的俄共（布）九大的中心議題是研究“如何放心大膽地執行和平經濟建設任務”[6]，但正是在這次大會上，俄共（布）中央決定：強化余糧收集制。按照這一指導思想，1920年9月，俄共（布）中央給各省省委的信中強調：“下達給鄉的征集額，就是余糧額，居民要用連環保的方式予以完成”[7]；同時，俄共（布）中央還決定，將500萬規模的軍隊改編為勞動軍；嚴懲勞動中的逃跑現象，直至關進集中營。[8]除此之外，蘇俄政府在工業國有化、經濟關系實物化等方面，也把“戰時共產主義”政策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以列寧為首的俄共（布）把“戰時共產主義”政策當作通往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社會捷徑的做法給蘇維埃政權帶來了事與願違的嚴重後果。1920年到1921年初，蘇維埃俄國陷入了空前的政治經濟危機。經濟上，首先遭到破壞的是農業。由於農民的積極性嚴重受挫，1920年，耕地面積比一次世界大戰前平均水平減少7%強，谷物產量僅相當於戰前的54%，單產相當於2/3；經濟作物情況更糟，棉花收獲量僅為6%，甜菜為8%弱。^{[9]工業的情況更為嚴重，1920年，工業品產量僅相當於1913年的1/7。其中，大工業相當於1/8，生鐵產量為1/22，甚至比1901年還少，煤產量比1899年還少，石油產量相當於1890年的水平，比1913年少了1/2。[10]}

作為“戰時共產主義”政策的重要內容之一，蘇俄政府宣布實行商業國有化，並采取嚴厲措施禁止私人貿易。但在小農經濟大量存在的情況下，完全取消私人商業是根本辦不到的，在當時的高壓政策下，只是改變了形式，由公開轉入“地下”，黑市活動一度猖獗。據蘇俄中央統計局統計，1918～1919年度在26個省運達的糧食總量中有56%是糧食投機小販運來的。^{[11]城市居民為了生存不得不以10倍的高價從黑市上購買食品和日用品。1919年春，在15個城市居民面包消費量中，從黑市上購買的占60%。[12]經濟狀況的極端惡化，使人民的生活陷入了空前的困苦中。人們連續幾年過著半饑半飽的日子，日常生活用品如火柴、肥皂等也成為稀缺之物，由於饑荒和營養不良，流行性疾病一度泛濫。列寧後來在總結“戰時共產主義”政策的教訓時深刻地指出：“由於我們企圖過渡到共產主義。到1921年春天我們就在經濟戰線上遭受了嚴重的失敗，這次失敗比高爾察克、鄧尼金或皮爾蘇茨基使我們遭受的任何失敗都要嚴重得多，危險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