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重視俄國最新解密档案的利用

本課題組對參與者的第一個要求就是必須使用俄國最新解密的相關档案文獻，把档案文獻作為史實描述和判斷的主要根據。當然，限於條件，這種利用可以是直接的，即來自档案館的復印文件，也可以是間接的，即來自档案集、文獻集或轉引其他學者在論著中使用的文件。這一點，在專題和個案研究中尤其重要。所以，在本書28個專題和個案研究中，除有關档案尚未解密的專題（如戈爾巴喬夫時期）以及在專著基礎上濃縮而成的綜合性專題（如《蘇聯文化政策：從列寧到戈爾巴喬夫》）外，都是以档案文獻為主來支撐整篇文章的。直接利用的俄國档案館，有人們常見的總統档案館（АПРФ）、對外政策档案館（АВПРФ）、國家档案館（ГАРФ）、國家經濟档案館（РГАЭ）、當代文獻保管中心（ЦХСД）、現代史文獻保管和研究中心（РЦХИДНИ）等，也有學者很少涉足的最高法院軍事審判廳档案館（АВКВСРФ）、國防部中央档案館（ЦАМОРФ）、國家軍事档案館（РГВА）、聖彼得堡中央文學藝術档案館（ЦГАЛИ СПб）等。間接引用的專題档案集則達20余種，其中許多都是第一次在中國學術著作中出現。

其實，使用档案文獻並非易事。档案文獻對於歷史研究的重要性毋庸置疑，過去档案創造了“歷史”，而現在档案又成為歷史的見證，這個說法是有道理的。就近現代史而言，構成史料的形式不外三種：档案文獻、當事人的口述和回憶以及當時公開出版的文字或影像資料。在進行歷史研究考察時，這些史料都是需要的，但其中最可靠的無疑當屬档案文獻。當然，档案文獻本身並不等於歷史。盡管档案的作用就在於它的“公正性”和“真實性”，但實際上俄國档案文獻形成本身及其目前受到相當限制的解密和開放方式，要求歷史研究者必須小心翼翼地對待這種“公正性”和“真實性”。這就是說，只有經過研究者耐心細致地對他們所得到的文獻資料進行考證、對比、分析，人們才有可能獲得一幅相對接近於真實的歷史畫面。

我們提出這樣要求的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追求真實。我們要寫的歷史，不是研究者頭腦中想象的歷史，也不是別人要研究者按照他們的想象去描述的歷史，而是客觀存在的歷史，真實的歷史。不錯，歷史的確都是歷史學家“創造”的。但是，作為歷史研究者，其神聖職責就是盡可能真實地告訴人們以前所發生的一切，而要做到這一點的一個很重要的前提條件就是發掘、解讀和運用歷史档案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