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麽說宋朝沒有“顧命大臣”？（第2/3頁）

如何理解宋太祖立下的這一份誓約呢？我覺得這其實是宋皇室與上天之間的立約——只有從“立約”的視角來看誓約，我們才能更準確把握這份文件的意義——趙宋的君主如果違背“誓約”，則“天必殛之”。在“天”受到人間敬畏的時代，這樣的“誓約”具有比一般遺詔更大的約束力。現在受過理性啟蒙的人們似乎難以想象古人對於“天”的敬畏了，但在古代，天命、天道確實對人間的君權產生了約束。從前的君主相信上天有一雙眼睛在盯著他，並通過災異向失德的統治者提出警告。

事實上，太祖留下的這一誓約，基本上得到趙氏子孫的遵守。我們來看一個例子：宋神宗曾因西北用兵失利，欲斬殺一名轉運使，卻受到大臣蔡確與章惇的堅決抵制：“祖宗以來，未嘗殺士人，臣等不欲自陛下開始破例。”宋臣未必知道太廟中的誓碑，但經過一百年的運作，朝廷不得殺士大夫的誓約，顯然已成了宋朝眾所周知的習慣法。皇帝最後只好發了一句牢騷：“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後來哲宗朝的元符元年，保守派陣營的元祐黨人被逐，新黨重新得勢，宰相章惇欲窮治元祐黨人，“將盡殺流人”（這回是章惇起了殺心了），但宋哲宗反對，哲宗說：“朕遵祖宗遺制，未嘗殺戮大臣，其釋勿治。”

太祖立下的誓約以及由此形成的慣例，顯然束縛了君主誅殺士大夫的權力。一個生活在宋代的大臣，只要不是犯下罪大惡極的刑事罪行，一般是用不著擔心有一天會被皇帝殺頭的，即使他處處跟皇帝作對。

權力結構的約束

不管是宋仁宗，還是宋哲宗，登基時都還是孩童，當然離不開一班老成持重之大臣的輔政與教導。不過宋朝似乎未設“顧命”制度，老皇帝在終臨前，並沒有特別指定若幹重臣為托孤大臣。盡管如此，那些先帝時代的朝中大臣，在政權交接過程及新朝開局中還是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乾興元年，宋真宗駕崩，留下遺命：十二歲的兒子趙禎繼皇帝位，“軍國事兼權取皇太後處分”。根據真宗的遺命，輔臣商議如何起草遺詔，宰相丁謂欲討好劉後，提出將“權”字刪掉。“權”有從權、暫時的含意，去掉這一字，即意味著承認太後擁有聽政的正式權力。參知政事（副宰相）王曾堅決不肯讓步，說：“女主臨朝，已是非正常情況，稱‘權’已屬無奈，你還想將‘權’字刪去，是什麽意思？”丁謂不敢再堅持己見。

宋神宗病重之時，宰相蔡確曾有意擁神宗之弟雍王或曹王為皇儲，為此他試探過另一位宰相王珪的意見，但王珪說：“皇上有子。”意思很明顯，王珪認為皇位應該由神宗的兒子趙煦繼承。王珪又上奏皇太後，“請立延安郡王（即趙煦）為太子。太子立，是為哲宗”。哲宗繼位，由祖母高太後垂簾聽政。高太後是同情舊黨的人，原來在神宗朝受到冷落的司馬光、呂公著、蘇軾等大臣，重回朝廷輔政，大儒程頤則被召來擔任小皇帝的經筵官，負起教化哲宗、養成君德的大任。

從上面的事例也可以看出，宋朝有一個慣例：皇帝若是沖齡繼位，都是由太後或太皇太後垂簾聽政，代理君權，並不需要成立一個專門的顧命大臣團隊。北宋的仁宗朝、哲宗朝、徽宗朝、南宋的光宗朝、理宗朝及恭帝朝，都出現過太後（或太皇太後）垂簾。有意思的是，宋代雖然先後有多名太後臨朝聽政，卻從未產生“女主禍政”的亂象，也沒有誕生一位像唐代武則天、清代慈禧太後那樣把持朝政的女強人。這又是為什麽？

從制度因素的角度來解釋，我們認為宋朝建立了理性化程度很高的權力結構。這個權力結構，如果要進行簡單的描述，那便是——君主作為天下道德的楷模、國家主權的象征、國家禮儀的代表、中立的最高仲裁人，具有最尊貴的地位與最高的世俗權威；同時君主不應該親裁政務，雖然一切詔書都以皇帝的名義發出，但那基本上都是執政官熟議後草擬出來的意見，皇帝照例同意就可；治理天下的執政權委托給宰相領導的政府，用宋人的話來說，“天下之事，一切委之執政”；監察、制衡政府的權力則委托給獨立於政府系統的台諫，“一旦諫官列其罪，禦史數其失，（宰相）雖元老名儒上所眷禮者，亦稱病而賜罷”。這樣，君主只要協調好執政與台諫的關系，使二者達成均衡之勢，便可以做到垂拱而治了——這意思也不是我附會出來的，而是秦觀說的：“常使兩者之勢適平，足以相制，而不足以相勝，則陛下可以弁冕端委而無事矣。”聽起來，有點兒“虛君”“二權分立”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