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反告密”的時代

有一段時間，網上許多人都在討論中國的“告密文化”，論者言之鑿鑿說，“告密”屬於中國人的國民劣根性，傳統文化是滋生“告密”的沃土。聽得我的心都碎了，難不成“告密”就是我們與生俱來的文化基因，而“被告密”則是我們擺脫不掉的歷史宿命？但細一想，又覺得不對。以我這麽多年讀史的印象，在傳統社會，告密行為一直是受到主流文化排斥的，中國的主流文明與其說是“告密文化”，不如說是“反告密文化”。

過去處於主流、正統地位的儒家文明，對告密行為可謂深惡痛絕。孔夫子曾問他的弟子子貢：你最討厭哪些行為？子貢說：“惡徼以為智者，惡不遜以為勇者，惡訐以為直者。”這裏的“訐”，即告密。將告密當成正直的表現，是子貢最厭惡的行為之一。

發生在親人、朋友之間的告密行為，由於直接破壞了小共同體最基本的人際信任，挑戰了人倫底線，更是受儒家抵制。曾有一個人告訴孔子：我們那裏有個正直的人，發現父親偷了人家的羊，便跑到官府舉報了。孔子說：“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親親得相隱匿，社會的人倫底線才不會被突破。用漢宣帝的話來說，“父子之親，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患禍，猶蒙死而存之。誠愛結於心，仁厚之至也，豈能違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罪殊死，皆上請廷尉以聞。”“親親相隱”的原則自此列入中華法系，並歷代相沿。

——不要認為“親親相隱”是陳腐、過時的觀念，現代西方發達國家的法律，同樣非常明確地承認公民不給親人證罪的“親親相隱”權利。

當然，我也不否認，中國歷史上曾出現過競相告密的風氣。但我們需要知道，告密行為的鼓吹者是邊緣的法家，而不是主流的儒家。商鞅主張治國要任用熱愛告密的奸民：“用善，則民親其親；任奸，則民親其制。合而復之者，善也；別而規之者，奸也。章善則過匿，任奸則罪誅。”商鞅認為，善民重視親情，會相互包庇；奸民則相信“爹親娘親不如秦王親”，會相互告奸。人民熱衷於告奸，罪惡便無處逃遁。

但有意思的是，商鞅鼓勵告密，卻不能不將習慣於告密的人命名為“奸民”。可見在當時的道德評價體系中，告密行為是為人所不齒的。商鞅本人可能對這種道德評價很不以為然，但告密的反道德性質卻是商鞅無法否認的。

歷史上，但凡申韓法術大行其道的時期，告密之風便會盛行一時，比如商鞅變法後的秦國、漢武帝時代、武則天時代、朱元璋時代以及所謂的“康雍乾盛世”。而受儒家價值觀塑造最深刻的宋王朝，告密之風則大為收斂。我不是說宋朝就沒有告密，而是說告密的行為在宋朝並不受鼓勵，士大夫群體乃至君主都自覺抵制告密，以告密為恥。

宋真宗時，李沆任宰相。一日宋真宗問李沆：“人皆有密啟，卿獨無，何也？”密啟即秘密奏事、向皇帝打小報告。李沆對打小報告非常反感，說：“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啟？夫人臣有密啟者，非讒即佞，臣常惡之，豈可效尤？”李沆認為，只有那些品德敗壞的人才會喜歡打小報告。

真宗的兒子仁宗當皇帝時，有一回，諫官韓絳收到同僚林獻可送來的一封書信，信中“多斥中外大臣過失”。韓絳身為諫官，覺得應該向皇帝報告。便將這封私信交給宋仁宗：“林獻可遣其子取書抵臣，多斥中外大臣過失。臣不敢不以聞。”宋仁宗卻說：“朕不欲留中，恐開告訐之路。第持歸焚之。”叫他將書信帶回去燒掉。

仁宗皇帝不想了解大臣過失、借以整飭吏治嗎？當然不是。但他深知，如果為了掌握臣下動向而縱容告密，對政治品質的敗壞將遠甚於“中外大臣過失”本身。

宋仁宗一朝，也是宋代最自覺抑制告密政治的時期。皇祐元年（1049），台諫官李兌、何郯、陳旭等人上書：“比歲臣僚有繳奏交親往還簡尺者，朝廷必推究其事而行之，遂使聖時成告訐之俗。自今非情涉不順，毋得繳簡尺以聞，其於官司請求非法，自論如律。”意思是說，最近有些臣僚將私人書信上交朝廷，朝廷則憑書信私議調查臣下，弄得告密之風大盛。自今之後，除非事關謀逆，臣僚不得交納私人通信，有司也不可收繳臣僚私信。宋仁宗批準了這一建議。這大概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明確申明政府不得繳納私人信件、據書信私議定罪的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