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人間佛國（第2/13頁）
從佛法上來看，梁武帝和達摩的分歧無非是集中在一個“我”字。梁武帝執著在這個“我”字之上——是“我”在做功德，是“我”在期待福報，卻完全沒搞清楚佛家講的是“諸法無我”，所以達摩才會說“凈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此一來，那個“我”字又在哪裏呢？
梁武帝一開始就錯會了佛法，所以一直都在做著南轅北轍、緣木求魚的事情。其實，這也不能完全怪他，佛陀這個奧妙的“無我”觀在佛教剛開始傳入中國的時候，就被那些翻譯佛經的人給理解錯了。
二
佛陀生活的時代，是公元前6世紀的印度。那個時代的印度，很多人都在以各自的方式探索著宇宙和人生的真諦，所以便有著很多的派別。佛陀的修行過程當中也加入過這些派別中的一些，又分別在一段時間之後認識到他們的修行法門並不足以使自己達到最終的追求，便又一個個地放棄，一個人繼續著孤獨的探索生涯。
根據地理決定論者的說法，印度地處熱帶，終年天氣炎熱，這就導致了兩個結果：一是物產相對豐富，人的基本生存容易得到保障，餓了一伸手就可以摘到樹上的果子，而不像在亞熱帶和寒帶生活的人們那樣需要付出巨大的勞動才能夠保障最基本的生活；二是天氣終年炎熱，動一動就會汗流浹背，所以人們便樂於經常處在靜坐而非運動的狀態。這兩種情況的結合便使這個國家的人們普遍地耽於冥想，於是產生了內容和邏輯都極其復雜的哲學思想和宗教思想。
這種說法雖然有它很大的局限性，卻也並非毫無道理。至少，公元前六世紀的印度確實存在著大量的哲學、宗教的思潮與派別。佛陀處在這樣一種大環境之下，自己的思想自然受到了外界各種思想的啟發和豐富，比如，六道輪回的說法其實就是源於當時在印度占主導地位的婆羅門的思想，這一點在《五十奧義書》中清晰可見。這種情況所反映出的另外一面是，佛陀後來在針對同樣有著印度式的思想基礎的本土人士宣教的時候，他的思想還算比較容易讓人理解（其實也不算很容易），可他的思想一旦傳播出印度本土之外的時候，比如傳入中國，所面對的就突然變成了一個完全不同的語境，其中一些復雜而深奧的觀念和理論自然也就非常容易受到誤解。
因為語境的不同而造成的誤解，例子多到數不勝數，即便在現代社會依然如此。
所以，梁武帝錯誤領會了佛陀的思想，並且一直沿著錯誤的道路走下去，這並非是一件不可理解的事情，況且，佛教在中國的早期傳播過程中，就連那些純粹的正統的僧侶也完全錯會了很多概念，並且還一直在宣揚與捍衛著這些錯誤的概念達多年之久，其中，對“無我”觀念的誤解更是具有普遍意義的。
三
佛陀的思想當中有幾個概念是屬於核心概念的，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些基本概念對後人的意義就如同一把標準的尺子，可以用來衡量和判斷某一種“佛家思想”到底是不是符合佛陀思想的基本原則的。
“四法印”就是這樣的一把尺子。
“印”的本意就是印章、印璽，比喻著這些基本原理是被加蓋了最權威的印璽的。這“四法印”分別是：
諸行無常。諸法無我。涅槃寂靜。有漏皆苦。
而這“四法印”之中，又以前兩點“諸行無常”和“諸法無我”最為根本，從這兩點再追溯起來，就牽扯出了佛陀思想中一個最最根本的概念——因緣，佛法種種，大都是附著在這個“因緣”概念之上的。
何謂因緣？一切事物、一切現象都不是獨立存在的，而是糾纏在因果關系的鏈條裏，受著因果規律的制約，此生而彼生，此滅而彼滅。
於是，宇宙萬物，既然“此生而彼生，此滅而彼滅”，哪裏還有什麽事物是恒常存在的呢？刹那之間生滅相續，是謂“無常”。萬事萬物，生住異滅不出此理，是謂“諸行無常”，此即“四法印”中的第一法印。那麽，如果認識不到萬事萬物的無常本質而錯認為有些事物是恒常不變的這類見解，佛家謂之為“常見”，因而主張人們要摒棄“常見”來認識佛法。另一方面，雖然萬事無常，它們卻無一不是按照因果規律在生生滅滅著，這是綿延無盡的，如果只看到“滅”卻看不到“生”，或者只看到“生”卻看不到“滅”，這都是因為沒有認識清楚因果鏈條的綿延無盡的性質，所以，這種錯誤的見解佛家謂之為“斷見”，也是要摒棄的。
那麽，既然萬事無常，“我”是不是也在“無常”之內呢？
佛家把一切生靈都叫做“有情”，一個“有情”並非是一個單獨的個體，而是種種物質元素和精神元素的聚合體，這些元素歸納來說就是“六大”，即地、水、火、風、空、識。“六大”之中，地為骨肉，水為血液，火為暖意，風為呼吸，空為空隙，識為精神。“有情”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又是“五蘊”的聚合，“五蘊”就是色、受、想、行、識，這在中國最具普及性的經文《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中講得非常清楚：“是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這話幾乎是人人熟知了。那麽，既然“有情”（也可以在這裏把“有情”代入為“我”）並非一個獨立存在，而是“六大”和“五蘊”的聚合體，這種種細小的因素刹那間相生相滅，那個“我”，究竟又在哪裏？對此，有一句著名的偈子：“昨日種種譬如昨日死，今日種種譬如今日生。”大體就是這個意思，只不過世人通常把它作了心理勵志式的庸俗化的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