倭奴自送死――百濟的“復國”活動

滅百濟後，唐朝大軍振旅而還，留下郎將劉仁願率數千唐兵留守百濟城，並派左衛郎將王文度為熊津都督。赴任半途，王文度病死，詔以劉仁軌代之。

百濟王扶余義慈的堂弟扶余福信本來已經降服唐軍，待他看到唐軍主力回國，萌生賊心，並與一個叫道琛的和尚聯手，在周留城聚百濟舊民造反。由於百濟直系王族基本被一鍋端，擒送長安，扶余福信就想到了百濟王義慈數年前送往倭國的王子扶余豐。當時朝鮮半島各國以及倭國等小國常常交換王子為質子，如同春秋戰國時的諸侯所為。倭人不自量力，想攪趟渾水討便宜，就派兵護送扶余豐回百濟，準備幫百濟“復國”，擴展自己在朝鮮半島的勢力。當時拍板下主意的倭王是齊明“天皇”，還是個娘們兒。估計是頓遭天譴，不久，這個女王就死掉了，其子繼位，號為天智“天皇”――其實是“無智天皇”。繼位新“天皇”也迫不急待，快馬加鞭把扶余豐送回周留城。有了扶余豐這個“幌子”，百濟“西部皆應”，紛紛據城造反，支持扶余豐。眾軍相聚，反而把唐軍劉仁願的留守軍團團包圍於百濟城。

唐廷下詔，任劉仁軌檢校帶方刺史，統王文度舊部與新羅軍合勢救援劉仁願。唐、新聯軍一路廝殺戰鬥，直殺百濟城。和尚道琛在熊津江邊建兩座巨大的兵壘，劉仁軌率眾猛攻，百濟軍不敵，“爭梁墮溺者萬人”。道琛等人大敗之下，退保任孝城。不久，扶余福信與和尚道琛爭權，道琛被殺。扶余福信“並其兵馬，招誘亡叛，其勢益張”。劉仁軌、劉仁願二人合軍後，休整士伍，準備再戰。新羅兵掠取大量百濟財物後，提前還軍。

高宗龍朔元年（公元661年），唐軍三十五萬在大將蘇定方率領下，又攻打高麗。平壤城下，又遇大雪酷寒，唐軍不得不重演“班師”一幕。高宗下詔給劉仁軌，指示說：“平壤軍回，一城不可獨固，宜撥軍就新羅，共其屯守。若（新羅王）金法敏藉卿等留鎮，宜且停彼處；若其不須，即宜泛海返國”。

不僅高宗詔示還軍，唐軍將士也卻想返回老家。天寒地凍冷面泡菜，鬼才想待。

劉仁軌上表，表示：“……主上欲吞滅高麗，先誅百濟，留兵鎮守，制其心腹。雖敵人又起，而我軍備預甚嚴，宜厲兵秣馬，擊其不備。戰而有勝，士卒自安。如此，則勝利可保，更可永消海外。今平壤之軍既回，熊津又撥，則百濟余燼，不日復興。高麗賊寇，亦更猖狂。且今以一城（百濟城）之地，居賊中心，如其失腳，即為亡虜。撥入新羅，又是坐客，脫不如意，悔不可追。況（扶余）福信兇暴，殘虐過甚，（扶余）豐猜惑，外合內離，勢必相圖。唯宜堅守觀變，乘便取之，不可動也。”

高宗君臣仔細研究，深覺劉仁軌言之有理，便讓唐軍繼續留在百濟城堅守。

唐軍並不龜縮於百濟城中不敢輕出。劉仁軌先出奇兵，首發制人，率軍先端掉扶余福信派人修建的真峴城（今韓國鎮岑縣），雖然此城“臨江高陸”，唐軍連夜奇襲，一舉攻破，“遂通新羅運糧之路”。

另一個好消息傳來：果如劉仁軌所料，百濟王子扶余豐越來越不能忍受堂叔扶余福信的跋扈，兩人火並，扶余福信被殺。全身被劍捅刀劈之時，不知這位大將是否後悔自己召來了作為“掘墓人”的大侄子。

殺掉扶余福信，扶余豐連忙派使，分往高麗和倭國搬兵。高麗沒啥大動靜，倭國卻迫不急待，他們也效“圍魏救趙”之計，派兵數萬進擊新羅，攻取數城，然後直撲百濟舊地。

唐廷也沒大意，急詔右威衛將軍孫仁率近一萬唐兵從海路乘軍船馳援。兩軍會師百濟城，“兵士大振”。也難怪，孫仁唐軍不僅帶來生力軍，又有堅船鬥艦，大量補給、輜重也隨船而至，難怪唐兵歡天動地。

唐軍諸將議事。有人建議率先進攻當水陸要沖的加林城。

劉仁軌不同意。“加林城險固，急攻則傷損戰士，圍守則用日持久，不如先攻周留城（今韓國扶安，位於白江河口上遊左岸）。周留城乃賊之巢穴，群兇所聚，除惡務盡，須撥其源。如克周留，則諸城自下”。

於是，劉仁師、劉仁願以及新羅王金法敏率陸軍，劉仁軌以及先前降附的百濟王子扶余隆率水軍，從熊津江出發，水陸並進，直趨白江口，準備合軍直搗固周堅城。

高宗龍朔三年（公元663年）八月，劉仁軌水軍率先行至白江口。很快，倭國水軍四百余艘也綿延駛至。寬闊水面上，唐、倭兩路水軍對峙。

雙方合戰。唐軍四戰皆捷，水陸連勝。雖然唐軍軍船在數量上占絕對劣勢，但隋唐時期我國的造船技術還是非常高超，船壁高而堅，設計精良，日本的兵船與之相較，自然簡陋寒酸。當時，倭奴還未從我中華天朝偷師學藝，技術方面落後得很，兵將甲胄質量又不好，唐軍箭雨之下，倭兵倭將往往被射得透心涼。最重要的一點，在於劉仁軌自然通曉“火燒赤壁”之事，倭奴當時還不像唐以後那樣精通中華典故、兵書，四百多艘破木船蛆一樣擠在一起，被唐軍連發火箭，順風投火，一時間“煙焰漲天，海水皆赤”。燒死嗆死外加棄船跳水淹死，一萬多倭奴軍全都成了水怪沉到白江口水底喂了王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