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治武功 四方賓服隋文帝的功績

隋文帝楊堅的朝廷，不僅有劉昉、鄭譯、高熲，李德林、韋孝寬等純漢族官員，鮮卑貴族如元胄、宇文忻、元諧等人也早就加入他的陣營。中國北方政權到了楊堅手裏，由“胡”變漢，又一統江南，中國從西晉末年分裂了三百多年後，重歸大統。

政治方面，楊堅確立了三省六部制度——省即尚書、門下、內史；六部即尚書省下的吏、禮、兵、都官、度支、工等六部（開皇三年改度支為戶部、都官為刑部）。武官方面，隋文帝仍襲北周制度，置上柱國、柱國、上大將軍、儀同三司等十一級，以獎勵軍功。對於各地的轄統，隋文帝實行州縣兩級制，罷去郡級。特別是官吏任命，地方州縣僚屬均由中央的吏部統授，大大加強了中央集權制度。同時，在均田制的基礎上，隋文帝時代“兵農合一”成為事實，北周時代的府兵制與自北魏以來就施行的均田制得以充分結合，軍事統率權也集

中到中央政府。

經濟方面，由於均田制限制了豪強的兼並，農業得到迅速發展，耕地數量激增，加之國家有組織的大規模水力灌溉工程建設廣收成效，處處豐收景象喜人。

隋朝在襲用北周租調力役制度的同時，減輕了農民的賦役，並施行“大索貌閱”，以“三長制”的基層組織為依靠，閱實戶口，檢括民丁。“貌閱”類似現在的身份證，上面詳細記載人民的性別、年齡、容貌特征，以備檢索、核實。當然，隋朝的“貌閱”不是為了搜查“孫志剛”們，而是為了按人頭多收賦稅。隋煬帝之時，國內人口近五千萬，為數百年之所未有。此外，由於隋文帝大行節儉之風，提倡儲糧備災，致使隋朝的官倉、義倉儲積粟帛為歷朝之最，“資儲遍於天下”，能供五、六十年之需。

經過隋末天災人禍，唐朝立國二十年後，隋朝在各地的庫儲尚未完全用盡，可以想見其數量的駭人之巨。不過，也有史學大家一針見血地指出：“隋文帝之儉，非儉也，吝也，不共其德而徒厚其財也。富有四海，求盈不厭，侈其多藏，，重毒天下，為惡之大而已矣”（王夫之），並深刻指出“義倉”是“有名美而非政之善者”，並非真正“愛養天下”。

商業方面，文帝又改鑄“新五銖錢”，“背面肉好，皆有周郭，每錢一千重四斤二兩”，統一了貨幣。而且，都市繁盛，商賈雲集，海上和陸上貿易均盛極一時。

隋文帝時代，還達成了中國科舉制的雛型，廢除全憑門第的“九品中正制”，“命京官五品以上、總管、刺史，以志行清謹、清平幹濟二科舉人”。到了煬帝，又建進士等科，使先前地方豪門大族把持選舉的情況完全得以改觀，不僅加強了皇權，又有利於庶族地主的仕進騰達。

刑法方面，隋初取納北魏、北齊刑律中的精粹，集納而成《開皇律》，律法明晰，比北朝先前的朝代寬明許多，並取消了梟首、轘裂等酷刑（後來又被煬帝恢復）。日後赫赫《唐律》，基本脫胎於《開皇律》。大儒王夫之對之大加贊賞，“今之律，其大略皆隋裴政之所定也。（裴）政之澤遠矣，千余年間，非無暴君酷吏，而不能逞其淫虐者，法定故也”。

對外關系方面，隋文帝很有一套，他對契丹、靺鞨等胡族施行“懷撫”政策，不聽話的就先打後撫；大敗吐谷渾軍隊後，又送宗女與之和親；慰撫“流求”（即現在的台灣），派船艦、軍人到當地“視察”；經營西域，削弱突厥在當地的影響，發展貿易；派人出巡南海以及海東的百濟、新羅、倭等國，宣示“皇威”，詢訪風俗，等等。

隋朝最重要的對外關系內容，是突厥問題。本為柔然鍛奴的突厥自伊利可汗（即阿史那土門）起，日益強盛。木杆可漢時，“其地東自遼海（渤海）以西，西至西海（裏海）萬裏，南自沙漠以北，北至北海（貝加爾湖）五六千裏，皆屬焉”。北齊、北周對峙時期，為了防止對方聯合突厥打自己，爭相巴結討好當時的佗缽可汗，每年都送金銀珠寶子女玉帛無數作為“貢獻”，致使這位可汗自大得不行，常對來往諸國使臣講：“我在南兩兒（指北齊、北周皇帝）常孝順，何患貧也！”隋文帝篡周後，由於趙王宇文招的女兒千裏公主為沙缽略可汗為妻，宇文姑娘為替父報仇心切，不停竄掇夫君攻打隋地。

雙方交戰，隋兵自然不弱，多次大勝。沙缽略可汗不僅沒沾得便宜，還丟盔卸甲，大敗而去。同時，隋朝又厚賂西突厥的達頭可汗，挑撥東西突厥的關系，讓兩方自相殘殺。為了平衡兩只“狼”的勢力，隋文帝不願讓達頭可汗一方做大，不久又安撫沙缽略可汗，哄得這位蠻漢上書隋文帝稱楊堅為“丈人”，自稱“兒”以求大隋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