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留發與留頭：兩難的抉擇被征服者的反抗（第6/7頁）

陳名夏乃江蘇溧陽人，在崇禎朝當過兵科都給事中。李自成入京後，他投降過，後來趁亂跑回南京。見阮大鋮、馬士英等人要追究“順案”（即追究向李闖投降的明朝官員）的罪責，陳名夏見勢不妙，復跑回北方，向清朝歸順。

由於站隊及時，陳名夏一直受多爾袞重用，在清廷一直是步步高升。順治五年，他已經做到吏部尚書。順治八年，為內翰林統文院大學士，晉省保兼太子太保，堂堂當朝正一品。但到了順治十一年，他就獲罪被殺。

據實而言，投降清朝的漢人，特別是在北京被動歸順的漢官，除孫之獬、馮銓、李若琳這幾個特別寡廉鮮恥的人以外，大多數人對滿人特別跋扈的現象非常反感。

“首崇滿洲”是清朝國策，這些漢官不敢明白直說，只是不停上諫，希望清廷決策層真正滿漢一同看待。他們表示，只有這樣做，清帝才能是中國共主的樣子，才能長治久安。

清初的滿洲貴族作為占領者的優越感極強，連他們的仆人都敢在街上任意攔住漢人高官的轎子大聲笑罵，無禮爭道，歧視漢人。而且，北京城內上好地段，皆為滿人所占，盡逐漢人於南城。當時，北京城內只要有漢人身上出麻疹或患皮膚病，必死無疑，會全家被強迫安置於荒山野嶺，任其凍餓而死。因為，滿人最怕“出痘”（天花），稍稍被疑有“痘”，全家倒黴，有時牽扯得四鄰漢人性命不保。

作為江南漢人，陳名夏本人有著天然的文化優越感。這種態度，不僅致使滿人不滿，連北方籍的漢人也對他心有怨氣。順治八年，漢官張煊彈劾他“結黨營私”，推升南人陳之遴；奏劾他“諂事睿親王（多爾袞）”。由於此事牽涉到當時還在台上的滿人吏部尚書譚泰，順治帝還未坐穩帝位，為了怕牽制波及，就下令處死張煊，罪名是“心懷妒忌，誣蔑大臣。”

沒過多久，由於清算多爾袞運動的興起，譚泰是多爾袞鐵杆親信，被多爾袞的政敵濟爾哈朗告發，很快被處死抄家。濟爾哈朗與皇太極平輩，二人為堂兄弟。皇太極死後，本來是他與多爾袞同輔六歲的順治帝，卻很快被排擠出清廷政治中心。所以，多爾袞一死，他勢必要對此進行報復。

譚泰被殺後，陳名夏“結黨”之案重新由濟爾哈朗審問。懾於高壓，陳大學士只能哭訴自己“投誠”之功，實際上承認了自己的“罪名”。由於他在與多爾袞共事時還是“公心”居多，親政的順治帝沒有深究，只是把他罰為閑散官而已。過了一年多，他被重新起用，復為秘書院大學士，並充任《太宗實錄》總裁官，兼吏部尚書。再過一年多，由於寧完我等人的奏劾，陳名夏被罷官。

順治帝這個人，當今的人們受小說、電視劇影響，總以為他是那個為美女董小宛殉情的多情帝君。真實的歷史上，甭看這個人二十四歲就“崩”了，但確實是一個沉猜陰險之主。他心中痛恨多爾袞跋扈，但對多爾袞時期實行的剃發易服等政策，卻從心中大感贊同。因為，剃發易服這些作為，完全符合滿洲統治權貴的利益。順治帝十分警惕滿人“沿習漢俗”的苗頭，生恐漢化會造成滿洲民族性的消解。

寧完我是個漢人，年輕時是明朝東北地區的舉子，很早就投靠滿人，在貝勒薩哈廉家為奴，曾為當時的後金政權極盡犬馬之勞。由於嗜賭，他被皇太極一廢十年。多爾袞時代，才重新起用他編譯史書。由於會察言觀色，他慢慢當上了國史院大學士。

寧完我受多爾袞所信用，但他轉向卻很快，所以多爾袞死後被清算，他未受大的連累。

清廷之中，寧完我這個早降漢人，對陳名夏這個新進漢人一直心懷妒忌。於是，他便與從前的前明閹黨馮銓等人聯手，不停在順治帝面前攻擊陳名夏。

由於陳名夏選人薦官時多用“南人”，雙方結下的梁子步步加深。

馮銓就對順治帝講：“南人優於文而行不符，北人短於文而行可嘉。”意思是說南人筆杆子厲害但品性不行，北方人質樸拙訥卻行品端厚。此後，順治帝對陳名夏疑慮加重。

凡事即有一個爆發點。“任珍議罪”，就是陳名夏倒大黴的開端。

任珍乃明朝降將，為西安鎮總兵，他因擅殺家人被革職。居家無聊，任珍大發怨言，被家仆告發。清廷刑部逮捕後，審訊“為實”，論罪斬首抄家。

案件最後復議時，陳名夏、陳之遴等人認為處死任珍沒有實據，但又不敢直言他無罪，就主張“勒令自盡”，想給這個漢將留個全屍。

順治帝大怒，怒斥陳名夏等人的疏議是敷衍欺蒙，削官罰俸，並派寧完我擬旨，痛斥陳名夏“納交結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