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首輔申時行

每當大學士申時行走到文華殿附近,他就自然而然地感到一種沉重的負擔。這是一種道德觀念的負擔。

文華殿坐落紫禁城東部,皇帝在此就讀。1574年,萬歷髫齡10歲的時候,他就能揮筆寫作徑尺大字。寫下了“責難陳善”四個字當場賜給申先生,﹝1﹞意思是希望他的老師能規勸他的過失,提出有益的建議。這四個字的含義是這樣深邃,書法的筆力也很勁拔,申時行接受這樣的賞賜不能不感到極大的榮幸。13年之後,申時行所深感不安的乃是他所盡的心力,並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一個“萬歷之治”的燦爛理想,也許至今已成泡影。

申時行不是皇帝五個蒙師之一,但他所擔任的功課最多,任課時間也至久。﹝2﹞現在身為首輔,他仍然擔負著規劃皇帝就讀和經筵的責任。因之皇帝總是稱他為“先生”而不稱為“卿”,而且很少有哪一個月忘記了對申先生欽賜禮物。這些禮物有時沒有什麽經濟價值,而純系出於關懷,諸如鯉魚二尾,枇杷一籃,折扇一把,菖蒲數支之類；但有些禮物則含有金錢報酬的意義,例如白銀數十兩,彩緞若幹匹。﹝3﹞不論屬於哪一類,這都足以視為至高的榮譽,史官也必鄭重其事,載於史冊。

得任為皇帝的老師是一種難得的際遇,也是“位極人臣”的一個重要階梯。固然並不是既為老師就可以獲得最高的職位,但最高的職位卻經常在老師中選任。在皇帝經筵上值講,必然是因為在政治、學術、道德諸方面有出類拔萃的表現。值講者即使還不是卓有成就的實行者,至少也是眾所推服、徹底了解國事的思想家。

根據傳統習慣,皇帝為皇太子時即應就讀,受傅於翰林院諸學士,稱為東宮出閣講學。登極之後,除繼續就讀而外,他還要出席另一種形式的講學,即所謂經筵。經筵於春秋兩季氣候溫和之時舉行,每月三次。每次經筵,所有六部尚書、左右都禦史、內閣大學士和有爵位的朝臣勛戚都要一體參加,還有給事中,禦史多人也在聽講的行列中出現。﹝4﹞

經筵舉行的時間一般在早朝之後,皇帝在大漢將軍二十人的保衛下首先駕到。在這文質彬彬的場合中,大漢將軍也免除甲胄而穿上袍服,但仍攜帶金瓜等等必不可少的武器。皇帝在文華殿面南坐定,傳諭百官進入,行禮如儀。至此,鴻臚寺官員將書案一張擺在禦座之前,專供聖鑒；另一張擺設在數步之外,為講官所用。參加聽講的官員魚貫而入,分列書案左右。

經筵和其他所有的儀式一樣,必有其目視耳聽的對稱均衡。先一日用楷書恭繕的講義此時已經陳列於案幾之上。在贊禮官呼唱之下,兩員身穿紅袍的講官和兩員身穿藍袍的展書官出列。他們都是翰林院中的優秀人員。講官面對皇帝,展書官在書案兩側東西對立。接著是講官叩頭,叩頭畢,左邊的展書官膝行接近書案,打開禦用書本講義,用銅尺壓平。此時左邊的講書官也已經趨前,站在中央的位置上,開始演講。講完後,書本蓋覆如前,講官及展書官退列原位,以便右邊的同僚履行任務。左邊講官所講授的是“四書”,右邊講官所講授的則為歷史。此種節目,歷時大半天只有講官可以口講指劃,其他全部人員都要凝神靜聽,即在皇帝亦不能例外。如果當今天子偶然失去了莊重的儀態,把一條腿放在另一條腿之上,講官就會停止講授而朗誦：“為人君者,可不敬哉？”這樣的責難不斷重復,決無寬貸,一直到這個為人君者突然發現自己的不當而加以改正,恢復端坐的形態為止。﹝5﹞

這種繁文縟節乃是當日國家中一種重要制度。經筵的著眼點在發揮經傳的精義,指出歷史的鑒戒,但仍然經常歸結到現實,以期古為今用。稱職的講官務必完成這一任務,如果只據章句敷衍塞責或以佞辭逢迎恭維,無疑均屬失職,過去好幾個講官就曾因此而被罷免。﹝6﹞

在正面闡述聖賢之道的時候,講官可用極委婉的言辭,在不妨礙尊嚴的條件下對皇帝作必要的規勸。皇帝在經筵上可以提出問題,甚至說明他不同的觀點,但是責問或指斥講官,則屬於失禮。即講官準備不充分,講辭前言不對後語,皇帝感到不快,也不能當場流露,而只能在事後間接提出。﹝7﹞執行任務時講官所受的優禮乃是長期歷史的產物；即在正德皇帝,那位大有離經叛道意味的人君,也沒有廢止這種優禮。這位不平常的皇帝,他對講官接二連三地影射批評自己,另有報復的妙法,即“一腳踢到樓上”——這些盡忠的講官經常被升遷；其所任新職,則十九又在邊區遠省。﹝8﹞

申時行現在不是講官,而是經筵負責人,執掌全盤的計劃。他的辦公地點是文淵閣,坐落在午門之內。在辦公時間內,皇帝和他的首輔相去不過一千米。但是這一千米,也是全世界距離最長的一千米。這種距離不在於宮寢和文淵閣之間有重重疊疊的門墻和上上下下的台階,而在於除了早朝和講讀外,皇帝已極少接見大學士。他們之間的交往差不多全部出於紙頭書面。偶爾皇帝也派宦官口傳聖旨,直接宣召大學士面商國事,但在申時行任首輔期內,已屬絕無僅有,平均一年不過一次。至於皇帝親臨文淵閣,在本朝歷史上則已經是一百六十年前的事情了。